舒衡哲：「自覺」是五四的核心精神

（舒衡哲認為，五四一代青年努力深挖自我，從自我中尋求實現個人與公共的理想。）

如同歐洲的啟蒙運動，中國的「五四運動」也被視為中國人思想解放的契機。在許多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訪問中國的西方學者眼中，都對中國知識分子追求新文化的狂熱感到印象深刻。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曾在《亞洲》雜誌上撰文，指「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未來奠定最牢固的希望基礎」。「五四運動」作為中國的啟蒙運動，吸引大量外國學者分析研究，在五四百周年前夕，包括以色列、印度都舉辦研討會重新審視「五四運動」的各個面向。

其中，美國漢學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過去的40多年來致力於「五四運動」與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其著作及對「五四運動」的見解享譽中外。她曾在上世紀80年代與數十位「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進行深入訪談，對「五四運動」充滿深厚的情感。她近日接受本報記者電郵訪問，從青年學生、知識分子、新學術及「五四運動」核心精神等方面分享她的看法。

力：您如何看待「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的作用？

舒：我想用一個問題來回答：難道不是所有學生都是青年嗎？這個問題也是陳獨秀和高一涵在1916年將《青年雜誌》更名為《新青年》之前發出的一問。他們環望四周，看到大部分學生雖然年輕，但是思想習慣卻是老邁過時的。他們熾烈地懇求真正「年輕」的青年能夠湧現－即能夠代表國家良知的青年。北大學生傅斯年和羅家倫等人在1919年1月創建的新潮社可能是對1916年陳獨秀所希望的「新青年」最好的回應。

從長遠來看，《新青年》這本雜誌可能比1919年5月4日的愛國遊行更重要。在這本雜誌中，真正「年輕」的學生們致力於創造新的價值觀，在民主和科學的啟發下嘗試新生活，同時宣揚注重批判性思維的個人主義。

力：您對「五四運動」中的哪一個或哪些歷史人物印象最深刻？為甚麼？

舒：我反覆斟酌，想來想去還是想提一下顧頡剛、傅斯年、陳衡哲和張申府。當然胡適也是當時的重要人物之一。但我對於更年輕的一代印象更為深刻，因為他們努力為中國帶來新理念、新語言並把愛和思想融入個人生活實踐。很難說清楚究竟誰更讓人印象深刻，因為回顧五四歷史就會發現這些知識份子中的每一個人都很重要，同時他們也背負了許多遺憾。

力：「五四運動」時期湧現了數以百計的新報紙和雜誌等，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熱衷閱讀和討論一時成為了時尚。您認為這種文化現象背後的原因是怎樣的？

舒：百花運動跟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新聞業的擴張有很大關係。五四時期有一種信念，即個人和公共理想應融為一體。如何愛別人、撫養孩子及待人接物與國民黨和共產黨這種新黨派的政治理想同等重要。

女人剪掉頭髮既是個人私事，也是公共和政治的一部分。同樣，年輕男性或女性自主選擇戀愛對象而不經由家庭允許這件事也是如此。重溫一下巴金的《家》就會讓我們明白當時的日常生活中哪些行為是禁忌。

棄用繁體字和文言文如何簡化並導致現代中國思想貧瘠的這一問題有必要反覆質問。百花運動正面和負面的影響都有。陳寅恪對這些問題的反思就非常深刻。

力：能否分享一些五四運動期間學術界出現的新特徵？

舒：中國有史以來首次有了很重要的新學科，例如心理學、歷史、化學和生物學等。將推動學術研究的理念與政府公職和個人聲譽脫鉤對待是五四時期的重要貢獻之一。

力：民主和科學是如何成為五四運動的核心思想的？

舒：在1919年，「民主」和「科學」這兩個詞更多的是口號宣傳，用來吸引年輕人接受新思想，但並沒有在當時得到真正的理解、推廣。我喜歡將「自覺」視作「五四運動」的核心精神之一，因為它代表著人們努力去深挖個人自我，並從自我中尋求實現個人和公共生活方面煥然一新的勇氣。這個理想實現起來很艱難，而且目前在中國依然很難，甚至在全世界也是如此。

力：懷古思今，「五四運動」100周年之際，您現在覺得對於當時中國的最大貢獻是甚麼？

舒：回顧歷史，「五四運動」的最大貢獻在於對以下兩個問題的探尋－啟蒙運動是否真的可以跟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思潮如何在不淪為政治工具的情況下得以推動、發展？我覺得這兩個關於中國啟蒙運動的問題目前依然沒有答案，它們或許才是「五四運動」之於未來人們的最大禮物。

（編輯：李世達 孫渝喆）

（上世紀80年代，舒衡哲（左）訪問過張申府（右）在內至少八位新潮社成員。（翻攝自《張申府訪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