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替它講故事？

黃偉燐獲任亞洲藝術電影節的“澳門文化傳播大使”。

澳門是一座被講述得太久、卻太少自我言說的城市。

四百多年的海風，吹過媽閣廟的香火、大三巴的斷壁、議事亭前地的葡式碎石，也吹散了無數未被拍下的故事。那些茶樓裏的低語、內港漁船的歸航、土生葡人家庭餐桌上的沉默，從未真正進入銀幕的光裏。

然而，立足澳門、面向海內外的亞洲藝術電影節卻逐步把我們帶來這裏，並非因為澳門電影已然繁盛，恰恰是因為它的聲音仍太微弱。雖然近年來有了電影課程，年輕人也開始拿起攝影機，但拍完之後呢？沒有成熟的製片體系，沒有穩定的放映管道，更少有讓創作者紮根生長的土壤。於是，許多剛畢業的學生，只能帶着作品北上、西進，或轉行謀生。

黃偉燐是亞洲藝術電影節的“澳門文化傳播大使”。他走的是一條非典型的路，卻正因如此，他的路徑更貼近大多數澳門青年的真實處境。在沒有現成舞臺的地方，自己搭一塊板，也要演完心中的故事。

電影節不該只是熱鬧一時的慶典。它該成為一座橋，連接課堂與片場，連接本土敘事與亞洲視野，讓文旅不只是遊客的打卡清單，而成為影像生長的日常場景。在環路的黃昏放映一部學生短片，在老城區的騎樓下討論身份與記憶，把“東亞文化之都”的稱號，轉化為可觀看、可觸摸、可傳承的光影實踐。

澳門太需要有人替它說出：我在這裏生活，我的悲歡值得被看見。

而黃偉燐願意做那個先開口的人。黃偉燐，澳門青年演員、主持人，澳門演藝人協會副會長。從本地選美舞臺走向灣區螢幕，他不是科班出身，卻始終帶著澳門街巷的煙火氣前行。2026年，他以“亞洲藝術電影節澳門文化傳播大使”身份，為這座沉默已久的城市，發出屬於本土青年的影像宣言。

以下為黃偉燐專訪全文

問：偉燐您好！先恭喜您獲任亞洲藝術電影節澳門文化傳播大使，在收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您是一種怎樣的心情？

黃偉燐：第一反應是榮幸，緊接着就是強烈的使命感！作為土生土長的澳門人，能帶著家鄉的電影聲音站上亞洲舞台，就像把從小吃到大的葡撻分享給全世界，既驕傲又忐忑。這份認可不是給我個人的，是給澳門電影的潛在可能，我得接住這份期待。

問：坦白說，澳門沒有成熟的電影工業，本土作品極少，連專業製片公司都屈指可數。在這樣的背景下，您接受“亞洲藝術電影節澳門文化傳播大使”這個身份，會不會有一些壓力？

黃偉燐：壓力肯定有，就像在沒鋪好的路上跑步，既要自己找方向，還得擔心後面跟著的人會不會迷路。但壓力遠比不上“不甘心”——澳門不該只有銀幕上的賭場和追殺戲，那些內港老船、茶樓粵劇的煙火氣，都該被看見。這份壓力反而成了動力，逼我更認真地去“搭橋”。

問：很多人覺得“文化傳播大使”是錦上添花的角色。但對於澳門來說，這更像是雪中送炭。您有想過，如果連我們這一代本地青年都不願意為澳門電影說話，它會不會繼續被遺忘下去？

黃偉燐：當然想過，而且越想越堅定要做這件事。澳門青年對家鄉的感情都藏在細節裏，可能是放學路過的媽閣廟，或是外婆帶的土生葡式點心。如果我們都不站出來說“澳門有好故事”，外界只會一直用舊標籤定義它。我們這代人不扛起來，下一代可能連“澳門電影”的概念都模糊了，這是我們輸不起的。

問：“您的經歷很特別——從選美到主持，再到灣區劇集，走的是一條非傳統的路。正因沒被‘電影圈’的框架限制，您對澳門的理解反而更來自街頭巷尾的真實生活。這種接地氣的視角，是不是正是當下澳門電影最需要的聲音？”

黃偉燐：絕對是！我沒受過專業電影訓練，眼裏的澳門不是“拍攝背景板”，而是有溫度的家園。比如我記得小時候跟着長輩去茶樓，聽鄰桌阿婆唱粵劇，看夥計穿梭送茶的熱鬧，這些畫面比任何劇本都生動。澳門電影缺的不是技巧，是“貼地”的真誠，而這種真誠，恰恰是我們本土青年最能拿捏的。

直面真相，澳門電影的困境究竟在哪里？

問：澳門有媽閣廟、有土生葡人、有內港的老船、有茶樓裏的粵劇聲……文化資源明明這麼豐富，為什麼銀幕上的澳門，還是只有賭場和追殺戲？是我們不會講故事，還是沒人願意聽真實的故事？

黃偉燐：不是不會講，也不是沒人聽，核心是“沒管道”。我們有好素材，卻缺少把素材變成作品的產業鏈，也缺少讓外界看到的窗口。很多人覺得澳門小，故事格局小，但好故事從來不分大小——一碗叉燒飯的溫情，照樣能打動所有人。關鍵是要有人把這些故事“搬”到銀幕上，再推出去。

問：據我瞭解現在澳門的幾所大學也都開設了電影課程，比如說澳科大設立了電影製作學士與碩士的課程，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理工大學也都開設了數字媒體、傳播、視覺藝術等相關課程，但為什麼仍然沒有看見澳門電影“鮮”浪潮群體的出現？您身邊有學電影的朋友嗎？他們現在大概處於一個怎樣的狀態？

黃偉燐：我身邊有不少學電影的朋友，他們很有才華，拍的短片裏全是澳門風情，但大多面臨“畢業即迷茫”的困境。要麼是拍短片後找不到資金拍長片，要麼是做好作品沒地方放映，甚至得離開澳門去灣區、香港找機會。不是沒有“鮮浪潮”，是浪潮剛冒頭就缺了後續支撐，大學教了“怎麼拍”，但市場沒告訴他們“拍了之後怎麼辦”。

問：澳門有沒有扶持青年影人的政策？

黃偉燐：有的，比如文化發展基金的電影長片製作支援計畫，最多能補貼200萬澳門元，覆蓋70%—90%的預算，對青年影人來說是實實在在的幫助。但政策需要更多人知道，也需要更“接地氣”的配套——比如針對短片創作的小額補貼，或是後期製作的技術支持，讓剛起步的年輕人能“低門檻”試水。

問：全澳門有幾家真正能支撐青年導演完成一部院線級作品的影視公司？有沒有一家機構，能從劇本開發、拍攝、後期到發行，提供全鏈條支持？如果沒有，那所謂的“電影教育”，是不是只是在培養一批註定要離開澳門的人才？

黃偉燐：坦白說，目前幾乎沒有能提供全鏈條支持的機構。這是最核心的困境，大學教會了年輕人寫劇本、拍畫面，但從劇本打磨、拍攝統籌到後期發行，每一環都缺專業平台承接。就像工廠教了工人做零件，卻沒有組裝生產線，零件再好也成不了成品。所以不是人才想走，是澳門目前的產業環境還“接不住”他們，這也是我想推動改變的重點。

問：根據史料記載1897年澳門就已經有電影放映了。從放映史的角度來看，澳門電影起步的很早，但為什麼到20世紀中後期才開始有本土電影製作業務的展開，甚至大多數時候還是香港人或其他地區的外來影人來澳門取景拍攝。近些年雖然有了一些本土作品，但聲音仍然低弱。您覺得當前澳門電影的困局在哪兒？是不是我們太習慣把澳門當成“背景板”了？

黃偉燐：這是很關鍵的一點！長期以來，澳門都在當別人故事裏的“背景板”，卻很少有以澳門為主角的故事。但更深層的困局是“生態斷層”，政策有扶持、教育有培養，但市場對接、資源整合的環節斷了。青年影人單打獨鬥太難，缺資金、缺管道、缺曝光，慢慢就沒了動力。要打破困局，就得先把“斷層”補上，讓政策、教育和市場真正聯動起來。

青年的責任，在荒原上種樹

問：如果今天有一個澳門高中生跟您說：“我想拍一部關於茶樓的紀錄片”，您會怎麼回應他？是鼓勵他堅持，還是老實告訴他：“拍完可能沒人看，你要想清楚”？

黃偉燐：我會立刻拍著他的肩膀說“拍！現在就拍！”。沒人看又怎麼樣？至少你把自己眼裏的澳門記錄下來了，這就是最珍貴的。而且現在有很多平臺可以發聲，哪怕只有幾百人看，裏面可能就有願意幫他的人、願意投資的人。我會告訴他，不要怕“不完美”，澳門電影的第一步，就是從這些“小而真”的作品開始的。

問：有人說：澳門留不住電影人才。但有沒有可能，不是人才不想留，而是這座城市還沒准備好接住他們的夢想？作為文化傳播大使，您能為他們“接住”什麼？

黃偉燐：這句話說到了痛點，很多朋友不是不愛澳門，是留在這裏“英雄無用武之地”。我能做的，就是當“橋樑”和“放大器”：一方面把外面的資源（比如投資方、發行平臺）拉進來，讓青年影人不用離開就能對接機會；另一方面，把他們的作品推出去，通過電影節、灣區合作等管道，讓更多人看到澳門影人的才華。我想讓他們知道，有人在為他們“撐腰”，澳門也在慢慢準備好“接住”他們的夢想。

電影節不是終點，而是起點：如何讓光影真正留下？

問：亞洲藝術電影節在澳門舉辦，如果只是熱鬧幾天就結束，對本地創作者毫無意義。您最希望它留下什麼“可持續的東西”？

黃偉燐：我最希望留下“常態化的連接”，不是電影節結束就散場，而是建立長期的資源對接平台。比如和灣區影視公司簽訂合作意向，讓澳門青年影人能參與真實專案；或者設立“澳門青年電影扶持計畫”，把電影節的影響力變成持續的資金和技術支持。我想要的不是“一時的熱鬧”，而是讓影人知道“以後有地方求助、有機會成長”。

問：我們影展很想推動“電影+文旅”融合，但不想只是讓影迷朋友們在大三巴前自拍。你覺得怎麼才能讓電影成為理解澳門的新入口？

黃偉燐：核心是“讓電影走進街巷”。比如在老茶樓裏設“微型放映廳”，遊客喝茶時就能看澳門短片；或者推出“電影主題漫步路線”，跟著影片場景逛內港、媽閣廟，讓遊客知道“原來這裏藏著這樣的故事”。電影不該只在影院裏，要和澳門的文旅場景結合，讓遊客看完短片、走完路線，能說“我真的懂澳門了”，這才是有意義的融合。

問：最後用一句話告訴所有正在創作的澳門青年影人：你們的鏡頭，真的能改變這座城市的銀幕命運。

黃偉燐：用你們的鏡頭，把澳門的煙火氣拍成星光，每一個認真講故事的你，都在定義澳門電影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