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國產動畫《牛來》因其奇特的製作風格與荒誕劇情在內地網絡意外爆紅。如今，「牛」在大眾文化中不僅是一種家畜，更象徵著股市紅火、經濟上行，成為一種抽象的財富圖騰。然而，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牛所代表的意涵遠比網絡符號更加厚重。數千年農耕文化中，牛早已超越了生物學意義，成為代表國人勤勉、忍耐與實幹精神的化身。
2019年12月從青洲屠房逃脫的科爾沁牛「 麥COW 」，一度成為市民關注的焦點，如今飼養於石排灣郊野公園內。 （《 力報 》資料圖片）
當我們將目光移向澳門，會發現這座城市的歷史肌理中同樣鐫刻著「牛」的印記。雖然澳門以前常被貼上「漁村」或「博彩之都」等標籤，但是在都市化巨浪吞噬農田之前，澳門亦曾有過稻浪翻湧、菜園連綿的歲月。牛不僅是本地早期農耕業的核心組成部分，其角色更隨著城市轉型，從勞力夥伴演變為維持城市日常運作的生鮮供應鏈，見證著澳門的社會變遷與產業演進。
土地夾縫中的辛勤勞作：牛隻與農耕興衰
作為超小型經濟體，澳門受限於地理環境，土地資源狹小、多丘陵與台地且水資源匱乏，農業在整個經濟體系中長期幾乎不佔重要地位。然而，在20世紀中期，澳門的農業曾迎來一段特殊且短暫的興盛期。1946年廣東潮汕地區發生嚴重旱災，大量災民湧入澳門謀生，他們利用荒地積極拓荒自救。隨後在1952年「關閘事件」後，內地一度中斷對澳門的蔬菜供應，澳葡政府實行鼓勵農人種菜的政策，授權農戶選擇土地開發農業。到了60年代中期的鼎盛時期，全澳菜地逾千畝，日產蔬菜曾佔全澳市場供應量高達五成。
在這些零星分散於澳門半島與離島的田圃間，牛隻是農業種植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牠們拉犁翻土、運送農作物，在微型農場中承擔著沉重的農務。然而，隨著70年代末澳門工商業迅速興起、房地產業擴張，加上內地改革開放後大量農副產品源源輸入，本地農業優惠政策不復存在，耕地迅速消失，畜牧與耕作亦逐漸退場。至90年代中期，全澳耕地已不足百畝，耕牛犁田的景致亦正式淡出歷史舞台。
上世紀中期，路環、氹仔仍有不少稻田，水牛犁田翻土的景象並不少見。（若瑟‧利維士‧嘉德禮攝，澳門基金會收藏，摘自「 澳門記憶 」文史網）
都市轉型下的功能重構：從勞力到民生供應
隨著農業衰退與都市化推進，牛在澳門的歷史定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牠們不再是田間拉犁的工具，而是作為重要的民生肉類來源，直接關乎城市的食肆運作與居民的生活消費。
早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澳門已逐步建立屠宰、牲畜暫存及檢疫等市政設施。位於美副將大馬路的市政牛房與港口附近的媽閣屠場，即是這一時期的產物。從內地或周邊地區運抵澳門的牛隻，在此進行集中檢疫、暫存與屠宰。牛隻的角色從過去農業生產的「協助者」，轉變為市井煙火氣中「食材供應」的核心。隨後，隨著都市空間的重新規劃與環保需求，屠宰設施逐步遷出市中心，昔日的牛房與屠場亦在近年轉型為藝文展館與歷史廊道，完成其歷史使命。
血脈相連的生命線：內地物資保障
如今的澳門已無大規模的本土畜牧與農耕，但「牛」作為核心食材，依然與澳門居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關。作為典型的輸入型城市，澳門每天所需的大量活牛、冷凍牛肉及各類鮮活農副產品，高度依賴內地各省市，尤其是大灣區及周邊省份的穩定供澳機制。無論是街頭巷尾車仔檔裡的牛雜、超市裡的牛乳，還是高端西餐廳與葡國菜館裡的牛排，其源頭大部分來自內地嚴格的供澳檢疫與物流體系。這種長期穩定的供應關係，不僅是經濟貿易的往來，更是大灣區一體化格局下，民生保障生命線的生動縮影。
從當代大眾文化對「牛」的關注出發，審視澳門的土地記憶，會發現「牛」的痕跡貫穿了這座城市的演變歷程。從昔日難民拓荒時田間默默耕作的耕牛，到港口牛房裡記錄城市擴展的民生痕跡，再到如今依託大灣區供澳體系源源不絕的肉類保障，牛的意象在澳門經歷了從「耕作夥伴」到「民生紐帶」的轉變。這段關於牛的歷史不僅記錄了澳門從微型農業走向高度現代化都市的軌跡，也見證了這座城市與內地始終緊密的根系相連。
（本文部分內容引自黃啓臣、鄭煒明所著之《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基金會，1994）
2020至2022年疫情期間，內地優先為澳門供應各類生鮮物資。（Leong Kam Un攝，摘自「 澳門記憶 」文史網）
下載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