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中的日本影響

（白話文運動將文字和文化的權力還給大眾，而魯迅更為白話文運動增添了社會性思想。）

民國初年的中國軍閥割據，國際局勢快速變換，中國的知識分子遭受內外的衝擊，生活與思想上都出現劇烈的變化，有志之士期望國家富強，借鑑其他國家改革的經驗，其中，鄰近的日本就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對象，許多留日學生返國後，將習得的新知識、新概念輸入中國，為「五四運動」帶來重要的能量。

對中日文化、中日關係有深入研究的香港城市大學亞洲及國際學系副教授王小林，日前接受本報訪問，提出他對「五四運動」中關於新思想、白話文、日本的影響及社會現代化等方面的看法。

力：「五四運動」背景下，中國不斷湧現了新文字、新概念和新文學，在這些新事物的出現和普及方面，日本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王：進入20世紀之後，中國湧現了大量的新概念，這些新概念對新文學的產生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催生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除了中國社會本身在外來文化衝擊下，不得不思考民族存亡的原因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日本的影響。甲午一役，讓中國人看到了變革之後日本的強大，因而大批中國年輕人赴日留學。由於日本使用漢字，並已經在明治維新之後將西方文化系統性地譯介到日本，這些譯介包含了大量的新概念、新思想。由於基本上都是漢字，所以學起來容易，用起來方便，為日後這些留學生回國傳播新文化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力：魯迅對於白話文的推廣有著怎樣的影響？

王：魯迅的《狂人日記》被稱為中國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其影響是極為廣泛的。但這個問題要從好幾個方面來看。首先，魯迅有留學日本七年的經驗，在此期間他閱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主要來自東歐、俄國還有日本。這種閱讀經驗，使魯迅對文學與同時代的中國人有了截然不同的理解。首先，文學必須有近代思想的要素，即對人和社會的剖析。

其次，文學必須以全體社會為物件，而不是一小部分人。白話文運動，簡單地講就是將文字和文化的權力還給大眾，還給每個人。讓個體可以用自己的語言準確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最終自我精神得到覺悟和解放，由此對社會也會有更加客觀深刻的認識。在這一點，魯迅可以說是起了一個典範的作用。當然胡適的影響也非常大。前者讓白話文運動有了社會思想的深刻性，後者讓白話文運動有了技術上的可行性。

力：五四運動帶來的新思想體現在哪些方面？能否簡單分享一下？

王：這個問題應該綜合來看。我們熟悉的所謂「反傳統」、「打倒孔家店」、「廢除漢字」等等比較激進的口號都來自五四。同時，「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的概念也來自五四。不僅如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現在已經證明，這個路徑是從日本來的。另外，五四對中國歷史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就是「民族主義思潮」的形成和壯大。在此之前，大部分中國人生活在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專制皇權之下，對世界和國家沒有清晰的認識，只有一個模模糊糊的「天下」概念。五四時期正值中國面臨文化和「天下」存亡的危機，這種狀況迅速激發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思潮。我認為，上述的這些思潮至今在中國依然是各種矛盾的主要原因。

力：周作人和周策縱都著重通過思想轉變，再進行文學革命以致再造文明。您如何看待「思想革命」與「社會現代化」的有機聯繫？

王：所謂的「思想革命」與「社會現代化」，對照西方的社會思想史來看，無非就是通過解放個體的思想來建立近代的市民社會。在東亞地區，由於經歷了漫長的專制統治史，中、日、韓等國家至今依然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威權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文化。即使是日本，雖然已經基本建立了三權分立的近代國家的政治體系，但社會文化依然保守，個體依然受到壓抑，這樣也必然影響到其政治傾向。可見實現思想轉變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思想轉變當然是社會現代化的前提。個體沒有自由，個體的思想被禁錮，社會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即使實現了，也只是物質的現代化。所以，我認為周作人和周策縱是對個體與社會的關係有了深刻的理解後，提出了上述看法的。

（編輯：梁翠婷 孫渝喆）

（王小林指出，日本使用漢字對中國留學生將新概念新思想傳回中國起到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