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在澳門的救亡工作

柯麟（中）與柯正平（右一）在1956年鏡湖慈善會舉辦大型學術講座後合影，一同合照的有（左起）陳心陶、何賢和（右二）謝志光。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提供。（「澳門記憶」文史網圖片）

從淪陷的內地逃來澳的難民，澳門聖若瑟修院收藏，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提供。（「澳門記憶」文史網圖片）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一直以秘密方式在澳門存在，從事組織發展、民眾動員以及配合內地抗日救亡。隨著1937年「七七」事變的爆發，中共中央加強廣東黨組織的建設。11月，中國共產黨澳門支部正式成立，支部書記由杜嵐擔任，組織委員廖錦濤，宣傳委員余化。12月，支部設兩個黨小組，廖錦濤與余化各領導一個小組。1938年1月，澳門支部改為中共澳門特支。不久，廣東省委明確澳門特支由中國共產黨香港市委領導，香港市委宣傳部長周伯明具體指導澳門特支工作。8月，周伯明攜林蒂一起赴澳門召開特支會議，宣布成立中國共產黨澳門工委，林蒂任工委書記。

同年10月，廣州為日軍佔領，部分廣東省委人員轉移到香港，在港成立粵東南特委。同時，明確澳門工委劃歸粵東南特委領導，具體由特委宣傳部長楊康華負責指導。工委書記由廖錦濤擔任，余化任組織部長，宣傳部長林楓。之後，中國共產黨澳門工委領導迭經變動。1939年初，廖錦濤率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往內地工作，澳門工委書記由余化擔任。4月，余化調任粵東南特委青年部長，林楓接任澳門工委書記。7月，林楓調往內地，澳門工委書記一職由鄺任生接任。鄺任生是毗鄰澳門的中山縣小濠涌鄉田岩村（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人。1940年2月，鄺任生調任中國共產黨香港工委宣傳部長。

1939年11月，粵東南特委撤銷，澳門工委改由廣東省委直轄。1940年6月，廣東省委一分為二，分為粵北省委和粵南省委。12月，粵南省委在香港成立，梁廣擔任新成立的粵南省委書記。澳門工委劃歸粵南省委負責。1942年2月，粵南省委撤銷。1943年1月，廣東黨組織成立臨時工委，設機關於廣州、香港及澳門，由梁廣負責指導，「各城市分設特派員一人，採取單線領導方式」。至1944年10月，在澳門，中國共產黨黨組織仍然隱蔽活動，黨員之間不發生橫向關係。正因此，就不難理解1943年柯正平奉命從香港調往澳門工作，與當時在澳門為黨工作的兄長柯麟之間並不發生橫向組織聯繫。而事實上，在澳門活動的中國共產黨組織或黨員個人應屬於不同的組織系統，相互之間很少聯繫。

澳門黨組織及黨員活動從未停止

無論如何，國內抗日戰爭時期，在作為中立地區的澳門，儘管中國共產黨組織始終處於隱蔽狀態，但是，澳門黨組織及黨員活動從未停止，主要工作包括中國共產黨自身組織發展以及協助及配合內地抗戰工作。

組織發展由社團工廠擴至醫院報館

內地全面抗戰爆發後，澳門黨組織的一項重點工作是發展黨員。在對一些黨的骨幹分子恢復黨員關係或重新入黨的同時，依託救亡社團、工廠及學校、報館等，從中物色與發展新黨員。

當時，流落在澳門的黨組織骨幹分子包華、陳少陵、黃健等都有著恢復關係或重新入黨的經歷。同時，澳門黨組織十分重視培養與發展新黨員，尤其是從產業工人與青年學生中發展。通過努力，至1937年10月，黨員人數發展到20餘人，先後建立了學生支部、婦女互助社支部、拱北海關支部、岐關車路公司支部、紗廠女工支部。

此後，中國共產黨組織繼續發展，並進一步擴大發展黨員的對象，從工廠轉向醫院、學校、報館等機構的人員。到廣州淪陷時，澳門黨的組織有了相當發展，黨員人數達50人。而1939年7月鄺任生任書記後，黨組織工作較前有所進步。至1939年11月，中國共產黨澳門工委下設八個支部，有黨員46人，其中，產業工人25人，教員12人，學生六人，商人兩人，自由職業者一人。許多都是抗戰後新入黨的黨員，包括八名支部書記。

四界救災會救亡捐輸 支援抗戰

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澳門黨組織開展的主要活動包括組織救亡團體進行抗日宣傳、參加籌募活動以及動員青年回國服務等。在組織與參加救亡團體方面，在「九一八」事變後，流落在澳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包華等人就在自己任教的望德女子中學等校組織文藝社、讀書會、劇社等抗日救亡團體開展救亡宣傳活動。

澳門四界救災會理事歡送回國服務團第二隊同志出發合影，1938年12月4日，澳門中華教育會提供。（「澳門記憶」文史網圖片）

1936年，廖錦濤、陳少陵等人在澳門成立文化界抗日救國會理事會。廖還以岐關車路公司為基地，成立讀書小組、中華青年救護隊等，又與鄒焰等人組織「大眾救亡歌詠團」、「前鋒劇社」等救亡宣傳社團。在「七七」事變後澳門華人社群成立的形式多樣救亡團體中，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與掌握的社團是澳門四界救災會。四界救災會成立於1937年8月12日，時由《朝陽日報》社長陳少偉倡議，聯合全澳學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人士而成立的。代表前鋒劇社參加大會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廖錦濤當選理事，並策劃及組織救亡宣傳與籌募活動。款物籌募的工作主要是通過公開合法的社團進行的。中國共產黨澳門黨組織一方面號召黨員、進步青年參與及協助澳門社團發起的多次募捐活動。另一方面，依託「澳門四界救災會」開展救亡捐輸，支持內地抗戰，協助進行難民救濟與安置工作。

中國共產黨澳門黨組織在動員青年回國服務及參加抗日武裝方面發揮了領導作用。實際上，當時在澳門最為活躍的青年救災團體——「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澳門四界救災回鄉服務團」，都是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的。

組織回國服務與參加抗日武裝

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是由中國共產黨澳門黨組織直接領導創立及指揮行動的。1937年8月，經陳少陵、楊梅嶺等人提議，召開了澳門抗日救亡工作聯席會議。會議決定組織救亡宣傳及服務團體到內地農村進行宣傳動員，並由陳少陵與楊梅嶺具體負責組團及籌辦回國事宜。在社會各界支持下，10月2日，第一批16名「旅澳服務團」團員在陳少陵、楊梅嶺帶領下開赴江門鄉村進行抗日宣傳。

1938年8月1日，續派出第二批回國服務團。服務團堅持2年多時間，直至1939年11月，受困於政治環境惡劣與經濟來源中斷，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被迫解散。繼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開赴內地後，1938年10月，澳門地下黨組織開始動員和佈置澳門地下黨員和愛國青年回國服務。中國共產黨澳門區工委通過「四界救災會」召開全澳青年團體代表聯席會議，商討發動青年回國參加戰地服務，即席議決成立「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工作委員會」。21日，「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成立，中國共產黨澳門區工委成員、歧關車路公司職員廖錦濤任團長。從1938年11月到1940年6月，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先後組織十個工作隊與一個機工隊共167名隊員，前往廣東的開平、鶴山、順德、番禺、東莞、寶安等城鄉地區，從事抗日救亡宣傳、戰地救護、民眾動員、部隊政工、機械修理等等多種抗日救國工作。

在回國服務團中，一些隊員直接參加抗日武裝，戰鬥在抗日前線，為抗日而貢獻了寶貴的生命。其中，「旅澳服務團」犧牲的成員包括陳少陵、李靜山、馮劍青、李偉洪等。澳門四界救災會回鄉服務團遇難的隊員有梁捷、陳壽彭、陳曼、蘇達民、黎景尹、梁滿、崔楷等，而作為中國共產黨黨組織的重要領導人的廖錦濤則在「皖南事變」後被國民黨頑固派以「企圖顛覆政府」的罪名加以殺害。

鏡湖醫院與濠江中學的重要貢獻

在營救護送工作方面，柯麟發揮了重要作用。自從1935年由香港轉來澳門後，柯麟利用擔任鏡湖醫院醫師的身份，在其精心運籌之下，鏡湖醫院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秘密交通站。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中共中央與南方局要求廣東及港澳黨組織想方設法營救滯留在港的文化名人與民主人士。考慮到轉移途中的安全，需要盡量避免途經敵佔區，因此，由香港乘船到澳門，再由中國共產黨澳門黨組織安排前往附近的台山、斗門等非敵佔區，就成為一條比較安全的轉移路線。於是，柯麟在鏡湖醫院設立接待站，承擔了轉移從香港偷渡出來的民主人士經澳門返回內地的繁重地下交通任務。范長江、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一批新聞界、電影界進步人士，就是從澳門轉到內地安全地帶的。

鏡湖醫院在抗戰期間之工作概況草稿，記述院方曾於1938年廣州大轟炸時，派遣救護隊前往服務。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提供。（「澳門記憶」文史網圖片）

除了鏡湖醫院外，濠江中學也是香港淪陷後接納與護送多位抗日人士的中國共產黨地下交通聯絡站。其中，由香港轉移到澳門的李少石、廖夢醒夫婦就是通過濠江中學校長黃健的安排在澳門停留的。此外，1943年初，柯正平轉到澳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柯正平被派到澳門後，很快打開工作局面，恢復和加強了東江抗日根據地與南路、海南島等抗日根據地的聯繫，開闢了澳門經廣州灣（今湛江）至重慶南方局的交通線，還按上級指示將電台和東縱報務人員張小章等人安全送往瓊崖縱隊，使瓊崖縱隊恢復了與中央的電訊聯繫。

總之，在中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澳門黨組織利用澳門的特殊政治環境，發展黨員，擴大組織，建立秘密交通站，團結各界人士，成立救亡團體，開展救亡宣傳、募集款物、動員青年回國服務與支援抗戰，以及收集情報、營救護送等形式多樣的工作，為內地抗戰勝利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 （待續）

【作者：婁勝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