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人們第一次對數字貿易進行定義。不過，這個由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的“以數字化方式進行產品交易的活動”的定義，也被認為過於寬泛，而未能成為共識。
對數字貿易的定義之難，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數字貿易的形態早已不局限於貿易資訊或物資的跨國流動。由於互聯網及資訊技術的快速發展，由網絡經濟、技術創新和數字產業化而引領的變革，導致幾乎所有能夠生存下來的行業，在包括生產、銷售、庫存、營銷、績效、通關、物流、用戶參與等在內的方方面面，都經歷過系統性的數字化升級。
全球範圍內的數字經濟的井噴式增長，是促進數字貿易發展的原動力。2016年美國數字經濟總量達到11萬億美元，佔其GDP的比重高達59.2%；中國數字經濟規模為3.8萬億美元，全球排名第二，佔GDP的比重為30.1%。
雖然中國數字經濟體量在GDP的佔比還未超越英國（佔比54.5%）與日本（佔比45.9%），但數字經濟體量在中國增速高達16.6%，顯著高於同期GDP 6.7%的增速，也成為數字貿易佔比增長最快的國家。
在此背景下，習近平主席多次指出，“推動大數據、雲計算、智慧城市建設，連接成21世紀的數字絲綢之路”，是我國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發展路徑。
中國正處在數字貿易發展的關鍵期，需要通過增加數字化產業支持性要素供給，加快企業數字化創新，積極參與國際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等多維舉措，共同推進數字貿易對傳統產業系統的升級拉動，但它也給基於傳統貿易構建的國際貿易體制機制、規則制度、監管執法等方面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和挑戰。
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長林廣志教授表示，澳門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在歷史上曾發揮了巨大作用，而數字絲綢之路的建設，澳門更具有不可取代的優勢。一方面，在地緣優勢上，澳門可以成為數字貿易港，成為協調在岸數據中心設置政策與靈活離岸金融貿易之間的有機結合點；另一方面，澳門經濟結構中大幅倚重博彩業及旅遊業，政府金庫儲備充足，能夠最大程度地降低國際間數字貿易波動對本地經濟造成的影響，成為中國內地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數字貿易的重要緩衝地帶。
當前可以說是發展數字貿易的機遇期，澳門必須加快推進相關金融規則體制的建設，首先是加強數字貿易發展的基礎保障性措施，在出入境管理、基礎設施建設、互聯網管理、貿易稅收、人才政策等多個方面都有大量工作需要前置；其次，在提供更為靈活的數字貿易政策同時，澳門要注意加強對諸如知識產權、洗錢、金融欺詐等非法數字貿易活動的打擊。只有發揮自身優勢，創新體制，完善機制，才能創建具有“澳門特色”的數字貿易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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