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 現在與未來

人類總是活在當下，放眼未來，一座面向未來的城市，既是一場冒險之旅、探索之旅，也是對未來、對下一代的展望。雄安新區的建設就是依此理念而生。

沒有一個政府會故意將城市設計的很糟糕，糟糕的城市往往是在承擔發展的副作用。

全中國有11個自由貿易區，以及數不勝數的各類開發區，發展興衰不一。回顧過去，1984年的深圳，人口只有十幾萬人，當時的城市規劃預計未來人口規模將達到80萬人，因此採用了120萬人的基礎設施配置，180萬人的交通基礎設施，然而誰也沒想到，現在的深圳是一個有著2,000萬人口的大城市。

工業化與城鎮化是改革開放的上半場，一個開發區或自貿區，或許能夠依靠國家或投資發展起來，依靠土地財政脫貧致富，改革開放雖然讓中國經濟騰飛，但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結果卻是霧霾嚴重、植被減少，人才大量往都市移動，既引發了「大城市病」，也產生了城鄉發展不均的問題，造成人群之間的不平等，成為國家主席習近平十九大所說的「人民日亦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就是新時代的矛盾。

雄安新區代表的則是改革開放的下半場，它的任務便是探索新的發展模式與邏輯，建造一個人群與人群、人群與環境、人群與城市和諧發展的新模式。在創新的體制下，雄安新區要探索的問題，並非只是綠化與高科技，而是如何讓資源不集中到大城市，如何讓區域整體同步發展，又如何讓土地不因炒賣而與居住脫節，又如何令企業深耕當地，永續經營。這是體制的挑戰、發展模式的挑戰，也是實現公平、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

沒有一座城市是孤立的城市，也沒有哪一個自貿區或開發區，能夠脫離腹地而存在，真正能夠永續發展的城市，必定要能與其他地區、自然環境共存共榮。雄安新區如果只是高科技建設、綠化節能城市，也只不過是一個新型態的城市，要建設千年城市，完成國家千年大計，就必須要回答體制改革上的問題。雄安新區的過去，既不是中國的門戶，也不是發展的中心，假使發展成功，沒有區位因素的必然，也因此能夠成為驗證城市發展新模式的實驗田。新區的建設，代表著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後的主動反思，這樣的態度正是面向未來的態度，也是一個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