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本人，就是中美關係最大的變數之一。（法新社圖片）
白宮指中美第七輪談判取得巨大進展，雙方即將達成協議。（法新社圖片）
中美間巨大的體制差異，是雙方深層的結構性矛盾之一。（法新社圖片）
西元前五世紀，雅典崛起，引起當時陸地霸主斯巴達的警惕，兩國最終爆發長達30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間接導致了兩個國家的滅亡。曾參與戰爭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為，新強權與舊霸主之間，不可避免會有一場流血衝突。哈佛大學國際問題學者艾利森指出，當前的中美關係可能處在這樣的「修昔底德陷阱」之中。
隨著中美貿易談判的推進，兩國在貿易逆差、匯率等分歧上已達成共識，據傳中方可能同意美方關於減少國企補貼方面的要求，做出最大程度的讓步。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早前接受美國CNBC電視台訪問時表示，中美第七輪談判進展非常好，其中中方同意顯著地減少對國企的補貼，並將外匯市場的干預透明化，明確拒絕操控人民幣匯率，同時承諾不再強調「中國製造2025」。庫德洛形容，談判的進展是「起死回生」、「不可思議」。
「中國製造2025」與國企補貼，一直被視為中美之間最深層的結構性矛盾，前者是新強權與舊霸主之間的霸權之爭，後者則是關於中國經濟是否真正市場化的質疑。美方始終認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仍然以操縱匯率、補貼企業等不公平的競爭方式獲取利益，導致特朗普所說的巨額貿易逆差。
美國智庫派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專家拉迪所做的一項統計指出，自2014年起，中國流向國有企業的銀行貸款，遠高於民營企業，其中在2016年，國企獲得超過八成的銀行貸款，民企只有一成多，然而從2011年到2015年，這些國企的獲益率不到2%，獲得的投資卻擴張20%。中國金融機構寧願貸款給獲利不佳的國企，也不願意貸款給民企，也間接導致國企民企的此長彼消。《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民營企業因為融資難、收入疲軟的雙重打擊，2018年約有1,000家民企抵押50%以上的股權去借款，其中約有62億美元民企股權被國企收購，顯示了中國企業發展不均衡的問題。
然而，國有制經濟是中國的「國本」，對於穩定中國政經體制起到關鍵作用，外界均認為國企改革是中方談判的底線。雖然美方對中方退讓感到樂觀，但目前仍未見內地官方或官媒有相關表述，究竟是否如庫德洛所說將會減少國企補貼？如何減少？具體該如何做？如何檢驗？目前仍未可知。
特朗普本人就是最大變數
貿易戰是中美競爭的一部分，卻不是中美角力的全部，儘管中美間的矛盾日益凸顯，但今日卻比往昔有更多管道管控分歧，雙方也有許多誘因與壓力控制貿易戰的惡劣影響，促成達成協議的可能。
例如中美兩國各自面臨的經濟增長壓力，關稅措施的打擊將在「搶出口效應」消退後一一顯現，而中國自身更面臨結構性轉型的難題，侵蝕中方的談判籌碼。
對美國而言也是如此，今年同樣面對較差的增長預期，而同時特朗普也將面對政權保衛戰，自身更揹負17項調查，沒人能預測他的想法，同樣也沒有人知道他還能當多久美國總統。
即使美方在貿易層面以關稅迫使中國做出大幅度讓步，也不能終結中美之間的競爭關係，更無法阻止中國的崛起。歷史上，英美之間的霸權轉移，英國在第二次英美戰爭中打敗美國，最終仍然被美國所取代，大國之間的角力，仍然要看綜合國力的發展與各自的機遇。新強權對舊霸主的挑戰，不會就此結束。
中國製造變成香港製造？貿易戰如何影響香港？
中美貿易戰爆發後，香港的處境備受關注，一方面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在中美貿易中發揮關鍵作用，另一方面香港也是美國在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既是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也是國際貿易的自由港，每年美國都有科技技術出口到香港。有分析認為，中國可能將「中國製造2025」戰略轉移到香港，賦予香港創新研發的特殊使命。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社會科學部講座教授崔大偉（David Zweig）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香港的中小企業在貿易戰中承受直接的衝擊，若關稅上調到25%，影響會更嚴重，而美國確實有些技術通過香港轉移到中國大陸，例如香港科大就在廣州設有分校，然而香港並沒有那麼多製造業，作用很有限，頂多是科研方面的參與，要把「中國製造2025」這樣的戰略轉移到香港可能性很低。
赫雷羅
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歐洲布魯蓋爾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赫雷羅（Alicia GarciaHerrero）則指出另一層面的問題。她稱，香港經濟繁榮的基石在於全世界對其特殊地位的認可，而中美貿易的緊張關係，將導致美國對中國大陸進口敏感產品的審查更嚴格，增加中國大陸對香港的依賴，但另一方面，美國也可能對香港加強審查，例如美國對香港出口許可的批准率已經在降低，而澳洲更是已將香港公司當作中國大陸公司來對待。赫雷羅認為，若中美貿易摩擦不可調和，香港與西方社會的特殊關係註定會被削弱。
中美會爆發新冷戰嗎？修昔底德陷阱會成真？
中美貿易戰爆發已近一年，有人說會爆發新冷戰，有人說會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然而無論是冷戰或熱戰，中美建交已經40年，彼此間有很多機制與聯繫預防衝突。
香港城市大學亞洲及國際學系教授林丹（Daniel Lynch）指出，當前的中美關係與上世紀美國與蘇聯的關係不同，中美間無論在大眾交流還是社會經濟層面都更加緊密，中國有太多人在美國投資、生活，許多中國精英的孩子在美國讀書，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對普通大眾或精英階層都有利；同樣的許多美國人購買中國產品、在中國投資，假如中國經濟大幅下滑，對美國人的利益也將受影響，儘管理論上新冷戰有可能發生，但有許多因素會阻止這樣的情況。
林丹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社會科學部講座教授崔大偉（David Zweig）認為中美間關係較冷戰時期更複雜、更嚴重。他說，想象一下當中美軍隊不再對話，中國學生不再去美國留學，貨物產品的價值鍊斷裂，「這種關係的撕裂會很痛苦」。
崔大偉
雖然很痛苦，但這不意味著「撕裂」不會發生。崔大偉認為，中國目前還沒有強大到威脅美國的地位。「中美會一直競爭下去，但並不意味著一定會發生戰爭」，中國國內有很多問題，人口、環境、食品安全等大眾抱怨的問題，中國不能只顧加大軍費投入而不顧民生。崔大偉說，中國不會一直保持過去那種增速來崛起，因此中美間可能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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