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系列專題——澳門篇（一）
周恩來與蘇加諾身後，紅圈者為司徒眉生。 （互聯網圖片）
早年每逢國慶均會興建慶祝牌樓，是老一輩澳門人的集體回憶。 （互聯網圖片）
1980年，何賢先生與珠海市旅遊公司合作興建的拱北賓館，至今仍是重要地標。 （互聯網圖片）
1999 年12 月20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車隊，在群眾簇擁下駛過澳門街道。（CFP 圖片）
澳門歷史學者邢榮發博士接受本報訪問，談到澳門參與內地發展的歷史。 （李浩遠攝）
1979年，吳福先生投資石景山旅遊中心，是第一家內地與境外合資酒店。 （互聯網圖片）
1995年，舊拱北關口的模樣。 （CFP圖片）
1989年的「329大赦」，產生了一批「新澳門人」。 （互聯網圖片）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就此改變了全體中國人的命運，遠在1,986公里外的澳門，人心也在各自澎湃著，為巨變的到來而激動。新中國成立以後，在外交上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承認一切外國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但是對港、澳，基於其歷史和特殊地位，以及當時國際形勢上的需要，作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決策，但是對於香港、澳門涉及主權的問題，中央政府從未有過絲毫動搖，收回港澳領土主權的決心堅若磐石。
新中國成立70年，澳門回歸祖國20年，但是澳門與祖國的聯繫沒有一刻間斷，澳門跟隨著祖國的發展而脈動，也為新中國的繁榮壯大貢獻了自身的力量。（採訪、撰稿：林嘉欣、李世達）
新中國成立後，發展是第一要務。1970年代末期，鄰近地區大力發展加工出口提升經濟，其中，紡織品與成衣，是最主要的品項之一，進口國家如美國，為了控制貿易逆差，透過實施進口配額來限制進口數量，形成「多邊纖維協定」（Multi-Fibre Agreement），配額的多寡，決定了資本家投資的多寡。
澳門的配額是獨立的，在澳門的周邊設立成衣廠，透過澳門出口到其他地方，被認為是有效的獲利模式。立法會前主席曹其真之父、著名商人曹光彪，就是最早一批赴內地投資的港澳商人。1978年，曹光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前，便在珠海創辦了首家內地與境外合資企業「香洲毛紡廠」。開啟了澳門商人赴內地投資的先河。
投資內地的先河 改革開放的窗口
澳門歷史學者邢榮發博士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當年去內地投資係一件好新穎嘅事」。
邢榮發透露，曹光彪的工廠開幕，邀請600多位外賓參加開幕儀式，豈料中途遇上兩大困難，第一是多名外賓入境問題，第二是接待外賓餐飲問題，最終經歷重重難關，將難題解決。曹的例子也吸引後續不斷有澳門商人前往內地投資，發展其他行業，將中外合資管理的新事物、新制度及新商業運作模式帶往內地，供其參考和借鑑，起到重大作用。
他指，國家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太多經驗，需要「摸著石頭過河」，當合資企業出現，便開始使用市場方式營運，取代舊有方式。後來，國家制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緊接著澳門又有新一批商人往內地更遠的地方投資酒店及旅遊業，引進該行業的新內容。久而久之，內地與澳門慢慢磨合並形成一套改革開放後的初級新制度，有了法律和制度，外資逐漸進入內地市場發展。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初期，澳門往內地輸送許多民間所需的物資，包括電視機和單車等物品；技術貢獻方面，亦有裝修隊伍前往內地發展；經濟上，在通關便利後，澳門居民每年前往珠海拱北區消費數十億元。改革開放後，澳門社團慢慢發展起來，促進澳門與內地民間往來和合作，包括商業、文化旅遊等。
助中國與西方國家對話
邢榮發指出，澳門在國際上的重要角色是聯繫中國內地的橋樑、平台和中介。歷史上，《中美望厦條約》便是在澳門望厦簽署，國際上許多「枱面上搞唔掂嘅嘢」都能夠在澳門解決，比如在抗日戰爭時期，澳門能夠幫助國家運輸用品和糧食，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0 年代初，中國尚未恢復聯合國席位，印尼被委派擔任聯合國輪值主席，時任總統蘇加諾認識澳門僑界人士司徒眉生，當時蘇加諾專程到香港讓人帶話予司徒眉生，內容是印尼政府有意幫助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後來司徒眉生證實消息後，馬上透過在澳機構與國務院聯繫，促使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司徒眉生這段經歷，為澳門在新中國外交發展的歷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筆。
聯繫共生 優勢互補 相輔相成
從直接的投資，到輸入技術、管理經驗與人才，再到外交上的聯繫作用，澳門在新中國發展的歷程中，不僅提供探索實踐、示範創新的動力，也在教育、文化、法律等各種領域提供了協助，換句話說，澳門與祖國內地聯繫共生、優勢互補、相輔相成，共同成就了今天的中國、今天的澳門特別行政區。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1月12日會見港澳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代表團時便指出，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所處的地位是獨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貢獻是重大的，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港澳既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港澳同胞與內地人民都是偉大奇蹟的創造者。
70年來，新中國完成經濟、社會、民生、制度等方面翻天覆地的變化；澳門回歸祖國20年，也親歷了舉世罕見的經濟騰飛，下一個70年，下一個百年，澳門勢必也將與祖國內地一道，繼續創造奇蹟。
眼光 信心 冒險的勇氣 赴內地投資的先驅——林卓華
到境外投資，需要做好甚麼樣的心理準備？將半副身家投入未知的外地，又需要甚麼樣的信心？對於改革開放初期的港澳投資者來說，前進內地充滿許多未知，雖然他們感知到時代發展的大潮，察覺到時代變動中的商機，但每一筆生意、每一個決定，多多少少還是需要一些自信與勇氣。
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會長林卓華，便是當年的開創者之一，談到赴內地投資的經歷，林卓華可說是「閱歷豐富」，曾開過成衣廠、經營過餐廳等。隨著澳門經濟推動適度多元發展，特區政府助力文化產業，以及正在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促使他開始參與電影產業。
林卓華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80年代選擇到內地投資，是比較冒險的決定，也存在一定困難，以前是「摸著石頭過河」，沒辦法按部就班地走，但事實上無論去甚麼地方投資，都存在不同困難，主要是看當地政府有沒有意願解決問題。時至今日，大家都能看見內地政府非常有誠意地進行改革。他認為，甚麼事情都有一個過程，羅馬不是一天可以建成，今時今日，內地發展愈來愈明確和規範，足以保障投資人士。
林卓華喜歡旅遊，走遍內地各個角落，他稱真正吸引他的是文化，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不同的歷史文化，有很多令人讚嘆、欣賞及驚奇之處，遊覽的過程中，往往能夠發現商機，而投資便是一種參與、一種了解，也是一種體驗。
談到電影，他認為電影擁有地域性，可讓世界了解一個地方，亦可帶動許多東西，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林卓華希望澳門借助「一國兩制」優勢，大力發展電影產業，將澳門最真實一面表現出來。
他認為，透過粵港澳大灣區這個重大機遇，澳門除了要走出去，還要引進來，例如電影行業，澳門可選擇其中一項發展，如發展特效，繼而發展遊戲等等，一個行業能衍生另一個行業，所以做甚麼都應一步步來。
新中國成立70年來，變化天天都在發生，對林卓華來說，改革開放是當時最大的機遇，但對今天的澳門人來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一中心一平台」、「一帶一路」建設，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機遇。成功與失敗，只能自己去開創，去把握。
第一批外僱 第一批「新澳門人」
澳門與祖國內地的歷史，早在回歸前就已書寫。兩地之間的交互影響，不僅體現在經濟、社會上，也實實在在體現在人口組成上。澳門歷史學者邢榮發博士表示，80年代初，澳門製造業相當興旺，惟人手嚴重短缺，廠家在政府同意下，從外地輸入大量外來人士。因此，澳門迎來第一批外來勞工，但好景不長，基層工人受到待遇欠佳、居住和飲食等問題後引發示威，後來問題得以解決，該批外來勞工成為第一批接納的新澳門居民，約有20,000多人。
此外，大量非法移民偷渡進入澳門，引致在澳無證人士增多，不少私立學校均錄取其子女入校就讀。80年代末，澳葡政府宣布為18歲以下的無證青少年進行身份識別登記，通過甄別之學生獲發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此舉引起大批在澳無證人士不滿，隨即引發上街示威，示威者由初期數百人激增至逾萬人，聚集在澳督府前不肯離去，大量無證人士聞風而從四面八方湧至，要求澳葡政府一視同仁，承認其居留資格。最後，當局宣布為所有無證人士登記，歷史稱之為「龍的行動」。
邢榮發稱，就這樣澳門增多逾70,000人口，為澳門勞動力市場帶來一批生力軍，同時亦對澳門文化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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