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陰霾正漸漸消散，五年來，疫情帶來的考驗展現了各個城市應對危機的真實韌性。這場與病毒的近身搏鬥，亦成為澳門百年公共衛生發展進程中，一場重要的戰役。長久以來，澳門便是東西方商貿往來的重要樞紐，但其所在的獨特地理位置——深處嶺南、面朝大海——在賦予其商貿繁榮與文化多元的同時，也帶來繁雜人流與災疫危險。從曾經「瘴癘之地」的疫病困擾到如今面對疫情的沉著應對，回望濠江百年「戰疫」史，不僅見證了澳門人堅韌不屈的生命力，更映照出科技進步與良政善治如何重塑抗疫格局，令澳門在經歷突如其來的疫情風雨時愈發從容。
2020年1月，澳門特區政府設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將發熱症狀的病人統一送到醫院進行檢測。（蔡少民攝，摘自「澳門記憶」文史網）
百年前的瘴癘之地：疫症陰影籠罩濠江
翻開世界上任意一個港口樞紐城市的發展史冊，皆可找到關於商貿繁盛伴隨流行疾病困擾的文字記載，澳門亦不例外。澳門地處人稱「瘴癘之地」的嶺南，夏季漫長潮濕，蚊蟲孳生，為瘧疾、登革熱等疾病提供了溫床。更甚者，16世紀以來，來自世界各地的商船與人員絡繹不絕，使得澳門成為各種傳染病由海外傳入中國內地，或由內地向外擴散的節點。
澳門較為清晰的抗疫記憶，始於19世紀抗擊天花的歷史。19世紀之前，天花在澳門及內地頻繁爆發，屢屢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當時，醫學知識尚未普及，民間多以迷信方式應對，然而澳門作為中西交流的前沿，較早接觸到西方防治天花的方法——種牛痘。1805年，西班牙國王的御醫巴爾米斯在菲律賓馬尼拉推廣牛痘。當時來自澳門的葡萄牙商人啤道路正在馬尼拉進行貿易活動。啤道路返回澳門前，讓他所有的船員都接種了牛痘，牛痘疫苗就這樣被成功傳入澳門。
而彼時澳門的華人醫生學習了接種術後，將牛痘帶回內地施種，為內地抗擊天花提供了重要支持。自此，澳門作為西方醫學知識和疫苗技術進入中國的重要窗口，一定程度上幫助內地抵禦疫病的侵襲。
除了天花，鼠疫也曾在19世紀為澳門帶來疫災，尤以1895年的大爆發最為慘烈。這場瘟疫從香港、由沙欄仔傳入澳門，在人口密集的舊城區迅速蔓延，導致過千人死亡，令澳門社會一度陷入恐慌。鼠疫的肆虐，促使澳葡政府開始重視城市環境衛生。這場災難為澳門公共衛生管理敲響了警鐘，令其逐漸從被動應對走向更系統化的管理。
至1980年，澳門同善堂每年向民眾提供免費種牛痘服務，圖中大門左側張貼寫有「贈種洋痘」的告示。（同善堂歷史檔案陳列館收藏，蔡少民提供，摘自「澳門記憶」文史網）
世紀之交的守望：防疫韌性初建立
進入20世紀，隨著醫學發展和公共衛生理念的進步，澳門的「戰疫」措施不斷升級。然而，新的流行病挑戰亦隨之而來，考驗著城市的應對能力。
20世紀中期，全球性的兒童健康殺手小兒麻痹症席捲澳門，許多兒童因此致殘甚至死亡。針對小兒麻痺症，澳門引入了疫苗接種計劃。醫護人員深入社區，為兒童大規模接種疫苗，有效控制了疫情。自1975年開始，澳門就沒有再發現小兒麻痹症。這標誌著澳門在傳染病預防上，從被動救治轉向了主動的預防策略，疫苗接種成為了現代防疫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20世紀80年代，愛滋病（AIDS）的出現，為澳門帶來了新的公共衛生挑戰。澳門首宗愛滋病輸入病例是1986年的一名瑞士籍遊客。1990 年，澳門發現首例本地人感染愛滋病病例。之後，澳門政府和醫療機構加強對高危人群的監測與干預，推廣安全性行為，並對公眾進行普及教育。雖然這是一場長期戰役，但澳門在愛滋病防治上的努力，體現了公共衛生服務從單一疾病控制向綜合性、社會性干預的轉變。
舊時澳門民間相信哪吒巡遊能趕除鼠疫。（大三巴哪吒廟值理會收藏，蔡少民提供，摘自「澳門記憶」文史網）
新時代科技賦能：協同抗疫築永續防線
進入21世紀，全球化加速，人員流動日益頻繁，傳染病跨國界傳播的風險也隨之增加。澳門在這一時期，先後經歷了兩場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沙士」（SARS）和2020年爆發的新冠疫情（COVID-19）。先後兩次大考，展現了澳門在抗擊疫情方面，透過治理、科技和協同合作取得長足進步，同時也為澳門如何應對未來的長期「戰疫」帶來啟迪與思考。
要構築永續的公共衛生健康防線，澳門除了不斷強化醫療體系和協作機制，更須持續檢視自身治理與公共管理中的問題。正如澳門大學榮休教授王建偉、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博士劉俊麗等學者於《澳門治理新冠肺炎疫情的路徑、成效與評估》一文中所指出的，新冠疫情讓澳門社會清醒認識到經濟結構的挑戰。實現健康、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將為公共衛生提供堅實後盾；同時，強大的公共衛生防線亦是經濟繁榮不可或缺的基石。唯有兩者相輔相成，方能共建濠江未來福祉。
（本文部分內容引自蔡少民所著之《澳門瘟疫簡史》，澳門：蔡少民，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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