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運會的聖火在大灣區點燃，全國運動健兒齊聚嶺南，拱北口岸這座連接粵澳的百年關閘，正以嶄新姿態承擔起保障賽事通關的重要使命。見證歷史的古老關口，如今在時代脈動中煥發新生。
拱北口岸是拱北海關關區範圍內七個口岸之一，亦是國內通關旅客流量最大的口岸。（ 《力報》 資料圖片）
從1949年11月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拱北海關，終結六十餘年洋稅務司統治，到今日成為智慧通關樞紐，拱北關閘的每一次轉型都印刻著國家發展的軌跡。它既是清末澳門主權博弈的歷史見證，更是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重要紐帶。
如今，拱北口岸正以高效便捷的通關服務，確保兩地人才與物資往來暢通，在新時代開啟連通灣區的新篇。
帝國餘暉下的「洋關」歲月
拱北海關的淵源雖可溯至清康熙年間，但現代海關體制的確立，始於1887年。那一年，清政府在列強壓力下正式設立拱北關，並由匈牙利人法來格（E. Farago）出任首任稅務司，開啟了特殊的「洋關時期」。
拱北關的名稱是由清朝光緒皇帝在批覆奏摺時親自裁定：「澳門關設在拱北灣，即名曰拱北關。」由天子為邊境關口命名，在清代海關史上堪稱絕無僅有。名稱源於當時的拱北灣與拱北島，見證了這片土地的地理記憶。
建關之初，關址並非今日關閘，而是設於馬騮洲島附近，其核心馬騮洲稅廠坐落於今日十字門珠海國際會展中心一帶，監控著水道上的往來船隻。總關則位於澳門境內，一度臨時設於風順堂街1號一棟原屬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英式洋樓內；1887年5月遷往澳門大堂街10號一棟葡式洋樓。
拱北關的設立雖於形式上確立了關稅主權，實則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洋稅務司治理。在外籍官員主持下，關務與主權的矛盾始終存在，鴉片貿易的猖獗更讓海關背負沉重壓力。中葡之間邊界爭議與設關摩擦不曾停息，這段屈辱與抗爭交織的歲月，直至新中國成立才畫上句點。
1986年4月5日，清明時節在拱北口岸邊檢大樓過關的人潮。 （陳永漢攝，摘自「 澳門記憶 」文史網）
跨越邊界線的「鄉愁」通道
1949年11月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式接管拱北海關，隨著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拱北海關」正式命名，這個歷經滄桑的邊境關口重獲新生，亦被賦予了全新使命。
自1951年2月開始，廣東實施邊境管理，要求出入境須持通行證，拱北關閘由此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口岸，邊境管理步入規範化軌道。
政策的嚴格執行之下，還有對民生需求的理解與回應。1956年，有關部門放寬港澳同胞往來限制。針對每年清明節澳門同胞返鄉掃墓的迫切需求，創設了當日往返的「掃墓證」制度——廣東方面委託澳門中華總商會等機構在關閘與拱北間的緩衝地帶設點，為當日往返的掃墓民眾核發專用證件。（引自澳門中華總商會慶祝成立一百周年籌備委員會特刊組主編之《澳門中華總商會慶祝成立一百周年紀念特刊》，澳門中華總商會，2013）
這項務實的舉措，在遵守邊境管理原則的同時，體現了對傳統習俗和民情的尊重。在此後逾二十年間，有效解決澳門人北上祭祖的民生需求，成為特殊時期聯通兩地親情的重要紐帶。直至1979年回鄉證制度實施，這道獨特的邊境風景才得以告別歷史舞台。
灣區融合時代的智慧國門
步入新世紀，拱北海關見證著粵澳加速融合。隨著澳門回歸與大灣區發展戰略出台，這裡拱北口岸已成為全球最繁忙的旅檢口岸，年通關人次已連續13年居全國首位。根據內地央視新聞報導，截至10月25日，拱北口岸本年度出入境旅客總量已突破1億人次，成為全國首個年客流量邁過1億人次大關的口岸。
面對持續增長的客流，科技已成為通關的核心動能：2024年，拱北口岸作為全國首批試點，啟用「刷臉通關」通道，合資格旅客無須出示證件即可快速通行。此外，紅外測溫、智能審圖、自助查驗等系統的全面應用，讓旅客平均通關時間壓縮至15秒以內，不僅提升了口岸效率，更深刻改變了跨境通勤人員的日常生活。
百年風雲流轉，拱北關閘的變遷是中國從封閉到開放、從被動邊陲守禦到積極區域協同的微觀縮影。從最初的貿易關卡到如今的智慧國門，它已從地理標識轉型為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中的關鍵一環，這條連通粵澳的物理通道，亦已昇華為驅動大灣區協同發展的戰略性動脈。
（本文部分內容引自郭雁冰所著之《拱北關總關設於澳門考略》，摘自《文化雜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3年第八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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