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世界目光聚焦中國。伴隨著中國第三次、時隔12年再度主辦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宏大契機，中央政府授權並支持澳門特區承辦APEC第十三屆旅遊部長會議。作為「APEC中國年」的關鍵組成部分，這場會議的舉辦為澳門深度對接亞太高水平多邊合作，提供了新的實踐平台。回溯澳門從長期定位為「客席經濟體」，到逐步深度參與國際多邊合作體系的體制歷程，澳門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在回歸後已發生了歷史性的改變，如今從大灣區的一隅走向亞太的「一極」，既是時代賦予的機遇，亦是澳門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必然。
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13屆旅遊部長會議於6月27日在澳門舉行。 （新聞局圖片）
2014 APEC 年旅遊部長會議在俗稱 「澳門蛋」 的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舉辦。（郭劍華攝，澳門攝影學會提供，摘自 「澳門記憶」 文史網）
三十載回望：從旁觀到「客席」
澳門與 APEC 的淵源，是一段橫跨逾三十載、交織著體制變革與時代波瀾的漫長旅程。1991年10月，APEC在韓國簽署《諒解備忘錄》。該備忘錄規定，中國內地以主權國家名義加入APEC，香港（1997年後改為「中國香港」）和中國台北則作為「地區經濟體」參與APEC活動與會議。
翌年，澳門正式提出了加入 APEC 的申請。無奈受限於彼時管治澳門的葡萄牙並非太平洋區域國家，且對於澳門加入APEC 缺乏外交動力；及至 1997年APEC在溫哥華峰會上宣佈，自2000年起十年內凍結吸納新成員。多重阻礙之下，縱使澳門擁有獨立關稅區與成熟自由港地位，仍一度與區域內高級別對話機制擦肩而過。
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後，在中央政府的堅定支持與制度協調下，澳門特區以「客席經濟體（Guest Economy）」身份，開闢出一條參與 APEC 機制的務實路徑。此後二十多年，這份獨特的「客席」經驗，令澳門得以持續參與APEC的非決策性會議及相關活動，夯實了一國兩制框架下澳門特區對外行使經濟、文化交往權利的制度韌性。
1999年澳門回歸後，中央力挺澳門積極參與APEC機制。（Leong Kam Un攝，摘自「 澳門記憶 」文史網）
專業深耕：聚焦核心工作組的「澳門智慧」
自2001年起，澳門特區以「中國澳門」為名，以「客席經濟體」身份參與的四個APEC工作組分別為：科技創新政策夥伴（PPSTI）、中小企業工作組（SMEWG）、旅遊工作組（TWG）及運輸工作組（TPTWG）。
澳門在APEC框架內始終維持極高活躍度，關鍵在於精準對接自身產業優勢與亞太發展核心訴求，戰略重心尤以旅遊工作組與科技創新政策夥伴為要。深層邏輯在於產業結構的「雙向需求」：旅遊領域，澳門雖為微型經濟體，卻坐擁世界級綜合娛樂度假村集群與世遺文化資源，其數字化旅遊治理、可持續旅遊開發及大灣區「一程多站」免簽便利化的實踐經驗，為亞太各經濟體帶來借鑑；科技創新領域，配合「1+4」經濟適度多元策略，借助APEC 平台吸納高新技術與智庫資源，更是澳門推動中醫藥、大健康及現代金融接軌國際的必由之路。
新時代，新命題：書寫亞太旅遊新座標
此次承辦APEC第十三屆旅遊部長會議，並非澳門首次擔此重任。十二年前的2014年，同樣在中央政府授權下，澳門曾成功舉辦第八屆APEC旅遊部長會議，以出色的國際大會承辦實力獲得亞太各經濟體高度認可。那次會議通過的《澳門宣言》，至今仍被視為亞太旅遊合作的標誌性文獻。
時隔12年，2026的再度落子，絕非歷史的簡單複製。當下，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深刻重構，保護主義暗流湧動，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加速迭代，亞太區域面臨諸多全新挑戰，亟需各經濟體加強對話協作。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次會議以「數智創新，合作賦能——以旅遊助力亞太共同體建設」為主題，力求凝聚APEC成員經濟體共識——共謀數字創新，共話合作賦能，共享旅遊價值，推動旅遊業高質量發展，攜手建設亞太共同體。
APEC旅遊部長會議之於澳門及粵港澳大灣區，具有雙重賦能意義。APEC靈活的「協調的單邊主義」機制，為澳門參與亞太區域經濟規則制定提供了難得的話語權平台，進一步強化「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與「國際自由港」的國際含金量。借助APEC 平台，澳門將亞太高端客源與經貿資源引流至大灣區，以「澳門平台、橫琴空間、大灣區腹地」的聯動效應，在區域一體化版圖上精準鎖定不可替代的「澳門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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