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數學教育的澳門記憶

上月，第30屆國際數學家大會於美國費城落幕，國際數學聯盟（IMU）正式揭曉四名新一屆菲爾茲獎得主，其中，中國數學家王虹與鄧煜雙雙榮膺殊榮。消息一出，旋即引發兩岸三地媒體與全球華人的熱烈討論。輿論不僅聚焦於兩位學者卓越的學術成就，更由此展開對中國基礎科學教育土壤的深刻思考。回望中國近代數理科學的啟蒙歷程，不難發現自16世紀以來澳門便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西學東漸」樞紐角色。

澳門各大高等院校近年均高度重視基礎科學與數理學科建設，推動跨學科研究與科技創新，為區域發展培育科研人才。圖為澳門城市大學。 （Wong cade攝，摘自 「澳門記憶」 文史網）

油 畫《 對 話—— 利 瑪 竇 和 徐 光 啟 的 文 化 盟 約（局部）》。（納瓦拉的亨利作品，中華藝術宮館藏，摘自維基百科共享資源）

利瑪竇畫像。（澳門聖若瑟修院典藏，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提供，摘自「 澳門記憶 」文史網）

西學東漸：澳門與中國近代數學教育啟蒙

澳門作為近代東西方文化與科學交流的門戶，自16世紀下半葉起便成為西洋科學傳入中國的前沿陣地。16世紀末（明萬曆年間），意大利籍耶穌會士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在澳門創立聖保祿學院（St. Paul's College），這是亞洲第一所西式高等教育機構。學院將歐陸的「四藝」（算術、幾何、天文、音樂）納入課程體系，使澳門成為西方數學典籍進入中國的第一站。

不久之後（17世紀初），明代禮部尚書徐光啟在南京拜訪曾於澳門學習漢語與中國文化的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兩人自此結下深厚友誼。徐光啟認為數學是「不用為用，眾用所基」，即數學為諸學科之基礎，值得大力倡導。他與利瑪竇合作翻譯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的傳世經典《幾何原本》前六卷，首次將公理化體系與演繹推理引進中國數學界。

此後，西班牙人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等耶穌會士亦經由澳門將西洋算術傳入內地。清初，康熙皇帝曾召集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白晉（Joachim Bouvet）等經由澳門入境的法國傳教士及數學家入宮講授幾何學與算術。在這一時期，澳門間接推動了中國近代數學教育的早期啟蒙。

體系初建：近代澳門高等教育與本土數學學科建設

從16世紀末至19世紀，澳門由西方科學向中國傳播的門戶，逐步轉化為具備自主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基地。澳門早期的學校以教會學校為主，雖然宗教在當時的課程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與此同時，這些學校還會教授算術、天文等西方學科，例如聖保祿學院、聖若瑟修院與馬禮遜學校，科學課程所佔比重逐步增加（引自郭曉明所著之《明清時期澳門三軌並行課程傳統的形成及其影響》，摘自《文化雜誌》第109期，2020年，澳門文化局）。

在高等教育層面，1981年東亞大學（澳門大學前身）的創辦，標誌着澳門本土現代高等教育的起點。1989年東亞大學轉為公立大學後，正式設立科技學院；學院初期以工程課程為基石，並藉由嚴謹的數理基礎教育，逐步孵化出後來的數學學士學位課程。澳門回歸後，澳門多所大學皆逐步建立起從學士、碩士到博士的完整數理人才培養鏈條，完成了澳門數學教育向現代「本土培育」的轉型。

未來可期：以數理築創新之基

面對全球各國科技競爭，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23年正式實施《人才引進制度》（第7/2023號法律），重點圍繞「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引進高端人才與優秀人才，其中數學、計算數學及演算法研究人才均位列其中。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框架下，澳門高等院校積極參與區域科研協同。例如，澳門現有四所全國重點實驗室，相關科研廣泛運用演算法、計算數學、數據科學及統計分析等數理工具。這種「引進頂尖人才—深化灣區聯合科研—厚植基礎研究」的發展路徑，使澳門有望成為大灣區西岸基礎科學研究與人才匯聚的新高地。

從聖保祿學院的幾何講堂到如今高等教育體系的完備與大灣區科研網絡的融合，澳門在中國數學教育與科學發展史上的脈絡清晰可循。當前菲爾茲獎引發的數學熱潮，再次提醒社會各界：基礎科學是技術創新的源頭活水。持續加大對數學及基礎科學教育的投入，不僅是澳門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內在要求，亦是澳門在國家推動科技自立自強進程中發揮獨特戰略作用的歷史延續。

（本文部分內容引自吳志良、楊允中所著之《澳門百科全書》，澳門基金會，2005）

澳門科技大學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2018年正式掛牌成立，現已重組為月球與行星科學全國重點實驗室。（澳門科技大學官網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