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翻譯正在經歷一場根本性的變革。從早期依賴語法規則的系統,到以統計學為基礎的模型,再到今天建立在神經網路和大規模語料庫之上的智能系統,機器翻譯不斷突破原有邊界。一些研究已經顯示,在技術、商務、法律等術語高度規範化的領域,大模型翻譯在速度、穩定性和專有名詞處理方面,可能達到甚至超過一般人工譯者的表現。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人工翻譯已經失去價值。相反,大模型仍可能產生事實錯誤、概念混淆和“看似正確”的幻覺式表達;面對文學隱喻、歷史記憶、文化禁忌和複雜的倫理語境,它也遠未達到可以完全託付的程度。
因此,人工智能帶來的並不是翻譯的終結,而是翻譯價值結構的改變。過去,翻譯主要是一項需要專業訓練、時間投入和經濟成本的工作;今天,基礎性的語言轉換已經越來越普及,翻譯似乎從“付費時代”走向了“平權時代”。但這種平權並不意味著翻譯沒有成本,而是意味著成本從“完成轉換”轉移到了語料建設、事實核查、風格控制、版權保護、隱私安全和最終責任之上。誰來審核機器生成的譯文,誰來保護小語種和邊緣文化不被主流模型吞沒,這些問題都需要新的答案。
高等院校歷來是翻譯實踐和理論研究的前沿,也是培養語言人才和知識生產者的重要場所。當人工智能以近乎鋪天蓋地的方式進入教育和職場,翻譯教育顯然不能只重複過去的訓練模式。合理的改革,或許是重新界定翻譯人才的能力結構:學生不僅要掌握語言轉換,還要學習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與評估、術語庫和語料庫建設、跨文化傳播,以及對歷史和社會語境的深入理解。
澳門尤其不能回避這一問題。澳門擁有深厚的中葡翻譯傳統。法律、行政、教育、文學和日常生活,都留下了雙語交匯的痕跡。澳門的翻譯不只是語言服務,更是城市歷史、身份記憶和文化關係的組成部分。面對人工智能,澳門需要思考的並非“還要不要翻譯”,而是如何利用新技術培養複合型人才,讓澳門經驗在全球語言技術的發展中保有自己的聲音。

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理事韓麗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