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宇（左）和津文（右）正在為演出排練。
劇中津文把牡丹樓和吉祥樓稱為外勞們的踏腳石及容身之所。
登上牡丹樓的天台，便可看到祐漢一帶的生活環境。
《牡丹．吉祥》分工十分仔細，洪振宇負責編舞，而津文則負責構思劇本。
演員們正在排練相關情節，並分別飾演外來勞工等角色。
劇中也利用了碌架床作為道具，以表達外勞們只能擁有窄小的生活空間。
洪振宇表示，兒時偷渡的經歷是他十分重要的生命片段。
走進嘈吵的北區，除了能用看到滿街藥房，耳邊更能聽到不同口音的多國語言。祐漢一帶鄰近關閘，當中牡丹樓及吉祥樓就成為了內地新移民及外勞所聚居的地方。從小在北區長大的洪振宇及津文察覺此現象，特地把外勞的生活情境化為舞蹈劇場《牡丹．吉祥》。身為導演之一的津文說：「牡丹樓或吉祥樓是外勞在澳門的容身處和踏腳石。即使生活多辛苦或居住環境有多惡劣，澳門仍然是他們的夢想地。」 （文：許珊娜 圖：張庚睿）
重現北區勞工生活實況
隨著賭場發展興旺，澳門小城的GDP飛躍突進，人人看似生活富足衣食無憂。但在繁榮安定的城市背後，有著一大班來自外地的勞動人口，正從事被本地人所厭惡的勞動行業。為《牡丹．吉祥》構思劇本的津文解釋：「本地人一般不會住在牡丹樓及吉祥樓，因為那裡的生活環境及衛生都較差。只有內地新移民及來自東南亞的外勞才會因便宜的租金才定居於此。」也許澳門的生活環境比不上家鄉，但離鄉別井卻能令勞工們得到在此處發展的機會。即使他們要從事家傭、保安或建築工人等職業，仍然甘之如飴地工作。直到儲到足夠的金錢，才會搬離祐漢、到更好的環境定居。
約定俗成的遊戲規則
外勞們最初來到澳門時，需要花上大量功夫才能融入本地生活。洪振宇及津文為了反映此狀況，演出中特地以鈴鐺作為社會規則的象徵物，讓演員和觀眾攜帶入場，以增加共鳴感。洪振宇提到，除了把鈴鐺比喻成規則外，更想在劇裡帶出「飼養」的概念。「當外地勞工來到新環境，要習慣遵守當地社會約定俗成的制度及規則。他們若要追求更好的生活，便要遵從更多的規定及責任。這是所謂的遊戲規矩，我把這個現象稱為被社會所『飼養』的狀態。」因此在《牡丹．吉祥》中，若角色作為自由身、還未投身澳門社會時，並不需佩戴鈴鐺。但隨著劇情發展，角色成為澳門外勞後，便必須佩戴象徵被社會束縛的鈴鐺。
把偷渡經歷融入劇中
《牡丹．吉祥》除了利用音樂及舞蹈反映現代外勞的生活，在故事情節中也加入了創作者自身的生命故事。原來洪振宇過去正是從內地偷渡來澳的新移民，最初也在北區居住了一段漫長的時間。「當時澳門紡織業很發達，我的父母特地從大陸跑來澳門工作定居，但由於年齡問題，我並不能申請來澳，只好和婆婆一起在鄉下生活。」他和父母分隔兩地、只有過年才能與家人相聚的生活，終於在九歲那年，家長決定帶他偷渡來澳展開新生活。「我難以忘記當時在珠海坐船，偷渡到澳門的畫面！那是一個非常黑暗及窄小的船艙，陌生的環境讓年幼的我十分害怕。船隻登陸澳門後，我在人生路不熟的地方迷路，這段驚恐的經歷令我印象難忘。」洪振宇特地把兒時偷渡的記憶融入演出，皆因他認為這個過程是上一代內地移民的集體經歷，放在現代舞劇中能帶出強烈的對比，也能反映社會變遷。
現時津文和洪振宇二人亦有繼續關心外勞在澳門生活情況，他們補充說：「澳門雖然是一個十分繁榮的地方，但希望能透過本次演出帶出社會的另一面貌。同時透過藝術，讓觀眾能貼近外勞的生活，了解他們背後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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