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 歐洲哲學家李維（Bernard-Henri Levy）連同作家米蘭昆德拉、魯西迪、赫塔米勒等30名具影響力人士發表公開信，痛陳號稱包容多樣的歐洲之魂正在被吞噬，他們發下豪賭，認定歐洲議會選舉會令極右的新法西斯主義者錯愕。然而上周的選舉結果顯示，歐洲溫和的中間力量進一步衰落，被他們鄙視的極右勢力則相對擴張，取得近四分一的議席。出乎意料的是，極右力量經過2017 年的挫敗並沒有消失，這種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立場相近的政治態度，愈來愈為人們所接受。意大利副總理、極右聯盟黨領袖薩爾維尼宣稱，新歐洲已經來臨。
薩爾維尼口中的新歐洲，與李維、米蘭昆德拉認定的歐洲之魂，顯然處在光譜的兩端，然而當比利時總理只因為簽署聯合國《難民宣言》而被迫下台之後，用道德與善意呼喚歐洲的良心顯然是緣木求魚。
傳統中左翼政黨反對任何對於性別、宗教、種族方面的歧視，強調關照勞工弱勢，主張收入再分配，這種立場理應最接近草根民眾，最能理解弱勢痛苦。但矛盾的是，極右力量侵蝕的正是中左翼與左翼的支持基礎。皮尤研究所所做的調查顯示，從1998 年到2018年，包括葡萄牙、德國、瑞典、丹麥、西班牙、法國等多個西歐國家，左翼政黨的支持度呈現集體下滑。
英國學者哈維（David Harvey）曾於2001 年在《全球化與空間修復》一文中揭示這樣的一種變化。
他認為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出現資本或勞動力的過度累積時，尋求國外擴張而進行「資本空間修復」是必然的趨勢，譬如美國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或是美企在墨西哥投資，甚至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正是輸出過剩資本與產能、化解內部危機的「資本空間修復」方式，從而也帶來了大規模的移民潮，譬如美國的墨西哥人口、意大利與非洲的中國村等。
當跨國資本為了消化自身產能而進行全球投資的同時，為本地經濟服務的本地企業被跨國企業取代，本地工會再也無力對抗跨國資本的能量，勞工與工會之間的連結被切斷，連帶地也讓左翼政黨失去為勞工代言的能力。因此過去幾年我們可以看見歐洲許多勞工走上街頭抗議自己的左翼政府，譬如法國的黃背心運動抗議各種議題，而本應領導社運的左翼卻消失蹤影。當左翼無法為勞工代言，勞工就會轉向支持主張貿易保護與反對移民的民粹極右政客，將問題簡化為本地與外來的二元對立。
歸根結柢，左翼對全球化下的結構問題缺乏解決能力，是促成左翼與基層勞工脫鉤的主因，他們對未來缺乏遠見，又無力解決當下的問題，不但為危險的極右提供動力，也正在模糊傳統的政治界線。如同斯洛文尼亞社會哲學家齊澤克4月底與加拿大學者彼得遜的辯論中所說，當今世界的政治，已經陷入「政治正確左翼」與「另類右翼」之間的對立，但政治的可能性與看待社會的方式遠遠不僅於此，在解放與反動之間、在左與右之間，仍然有其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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