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個中低收入國家需要在今年償付1,300億美元債務。 （央視圖片）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斯福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他最近著有《人民、權力和利潤》（Penguin, 2020）
哈米德．拉希德
孟加拉外交部前多邊經濟事務總幹事，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全球經濟監測主任。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0.
COVID-19疫情肆虐，但100多個中低收入國家仍需要在今年償付共1,300億美元債務，其中約一半是私人債權人債務。大量經濟活動陷入停滯，財政收入大幅下降，許多國家將被迫違約。
其他國家也將不得不拼湊寶貴資源償付給債權人，削減急需的健康和社會支出。還有一些國家將求助於借新債，將問題放到日後解決。
國家無力償債的危機
從20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到最近的希臘危機，歷史充滿了痛苦的例子，提醒我們當國家無力償還債務時會發生什麼。全球債務危機將讓數百萬人失業，助長全世界動盪和暴力。
如果我們現在採取行動，這一噩夢情景是可以避免。今天的債務危機的根源不難理解，拜量化寬鬆所賜，中低收入國家的公共債務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增長了兩倍多。主權債券要比向多邊機構和發達國家援助機構借貸的官方債務風險更大，因為債權人可以對這些國家任意宰割，引發貨幣急劇貶值和其他影響深遠的經濟破壞。
清算的日子到臨
2013年6月，我們擔心 「短視的金融市場在短視的政府的配合下」，正在為下一場世界債務危機奠定基礎。如今，清算的日子已到來。今年3月，聯合國呼籲為全球最不發達國家減輕債務。一些G20國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取消了今年的利息，並呼籲私人債權人也這麼做。
毫不奇怪，這些呼籲沒有引起任何回應。比如，新成立的非洲私人債權人工作組已拒絕給予窮國小規模但大範圍的減債。因此，官方債權人減債的收益大部分乃至全部都將流入不願減債的私人債權人的腰包。
結果是債權國納稅人最終將再一次救助過度冒險和不審慎貸款的私人行動方。避免這一結果的唯一辦法是包括私人債權人在內的全面債務中止。但如果債務合同當事國不拿出強力行動，私人債權人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協議。因此，這些國家的政府必須祭出必要和不可抗力條款，強迫全面中止債務償付。
債務重組刻不容緩
但中止債務償付無法解決過度負債的系統性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急需深度債務重組。歷史表明，對許多國家來說，規模太小、為時太晚的重組只能成為下一場危機的源頭。
更加常見的情況是，不充分的重組之後，不到五年就會發生新的重組，債務國因此付出沉重的代價。而從長期看，哪怕是債權人也會蒙受損失。
幸運的是，我們有沒有使用的替代方案：自願的主權債務回購。它們還有一個優點：可以避免債務互換通常所伴有的嚴酷條款。
回購計劃的主要目標是通過確保主權債券面值的大幅折價（剃頭），以及高風險私人債權人敞口最小化來降低債務負擔。
IMF負責多邊回購
我們在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發表的最新文章中解釋道，多邊回購便利可由IMF負責管理，它可以利用現成資源，即其新借貸安排功能，以及來自全球國家和多邊機構聯合體的補充資金。
不需要動用全部特別提款權（SDR）配額的國家，可以捐贈或貸款給新的便利機制。為確保給定支出實現最大債務減少量，IMF可以採取拍賣模式，宣布其將只回購有限數量的債券。
在長期，需要可預測的基於規則的債務重組機制，美國市政破產法（「第九章」）可以作為模式。
紓困須全面
這些方案的常見反對意見是它們會破壞國際資本市場。但經驗表明並非如此，「石頭榨不出水來」。重組終將到來唯一的問題是它是否有序。我們的方案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從而強化資本市場。
但最終，我們的關注點不應該是資本市場的健康，而是發展中和新興市場國家人民的福祉。在疫情肆虐的下，急需債務紓困。紓困必須是全面的，包括私人債權人，並且不能僅僅是債務停留。我們有實現這一點的工具，我們需要的只是政治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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