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獨立思考 永不失「我性」

北大教授王紅生憶恩師陳翰笙

被譽為「中國當代經濟學家之父」、致力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的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陳翰笙,1924年在「五四運動」晚期接受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邀請,回國出任北大歷史系教授,當年27 歲的他是北大最年輕的教授。 已退休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紅生是陳翰笙的學生,本報記者有幸到北京面對面與王教授對話,談談他與「五四人」零距離接觸的所見所聞。 陳翰笙是王紅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時的研究生導師,兩人於1982年相識,當時陳翰笙已經85歲,仍然熱衷於教學與學問。王紅生坦言,一開始與陳翰笙的對話有些艱難,「他是經歷過五四時代的人,而我是解放後1951年出生的,受的教育系統也不一樣」,「那個時代,不管是共產黨員或國民黨員,還是無黨派人士,都有一種精氣神,這恰恰是20 世紀中國社會變動的動力所在」。 王紅生說,陳翰笙與蔡元培、胡適是相互了解、有私交關係的。雖然胡適是自由派、蔡元培是國民黨員,陳翰笙是共產黨員,私交上蔡元培與陳翰笙是「鐵哥們」,三人雖政治立場不同,年齡也不一樣,但他們都是「五四人」。 何謂「五四人」?王紅生認為應同時具備「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儘管三人信仰的主義不同,但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陳翰笙曾說,「I believe in individualism 」(我相信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譯為個人主義在中文語境中往往會引起歧義,有時甚至為被人誤認為是一種「自私自利」的主張。因而在公共場合,陳翰笙以「個性」來代替「個人主義」。不管在甚麼地方、甚麼機構,陳翰笙都堅持獨立思考和特立獨行,這也是「北大人」與「五四人」的一貫主張。譬如蔡元培在歡送北大學生留學德國時,告誡學生不要失掉「我性」;胡適在《胡適論文學》中也說,但凡文學,必須具備兩個因素-有我和有人,前者強調要有自己的見解,後者指寫的東西要能與人交流共鳴。「五四人」強調自我、有我,不隨波逐流,不說套話、假話。 王紅生分享了他關於陳翰笙的親身經歷: 在北大建校100周年大會上,有記者採訪陳翰笙,希望他在大會結束時說幾句話,當時陳翰笙101歲了,思考許久也未發言,他的侄女就建議他說「祝北大愈辦愈好」,但陳翰笙卻說:「祝北大辦得跟過去一樣好。」「過去」這兩個字就是希望北大能繼承五四的優良傳統,也反應了陳翰笙不說套話、假話的「我性」。 王紅生說,「五四人」提倡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蔡元培是這樣、胡適是這樣、陳翰笙更是這樣,憑藉他們的家庭和教育背景,當時他們絕對可以享受榮華富貴,卻都選擇了投身更高的理想。而何謂「做大事」?就是關心國家大事,促進社會進步。王紅生回憶第一次到陳翰笙家拜訪,他的第一句話讓王紅生至今難忘。 陳翰笙說,你來是請求幫忙,他很願意幫忙,但不是所有人的忙都幫,前提是你要有意識、願望去推動社會進步。陳翰笙希望王紅生用知識為社會進步做貢獻。 對於個人與集體之間的聯繫,陳翰笙認識到個人力量有限,必須參加組織,只有在組織的集體裡,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但作為一名學者,一名共產黨員,同時應該具有認識真理和堅持真理的膽識。 「五四運動造就了一代新人」,王紅生研究亞洲歷史發現,知識精英的素質和力量,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前途,教育教出甚麼樣的人,國家未來就是甚麼樣,「如果既沒有宣導個性和我性的個人主義,也沒有集體主義,這個國家就沒有前途」。 談到「五四運動」的精神,王紅生認為體現在兩點,一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另一個就是有理想、有抱負。他認為年輕人應該把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有機結合起來,如果都死氣沉沉,都熱衷於做官,在官僚體制內尋求升官發財,這個國家就沒有前途。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雖然取而代之的是軍閥,但軍閥對於思想的鉗制是有心無力,給當時的知識分子帶來難得的機會,蔡元培、胡適和陳翰笙等知識分子,既是傑出的個人,也是時代造就。在此意義上,對於中國知識精英說來,「五四時代是一個好時代」,王紅生說。

03/0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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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五四系列報道

個人與公共理想融為一體 舒衡哲:如何愛別人 與政治一樣重要

如同歐洲的啟蒙運動,中國的「五四運動」也被視為中國人思想解放的契機。在許多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訪問中國的西方學者眼中,都對中國知識分子追求新文化的狂熱感到印象深刻。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曾在《亞洲》雜誌上撰文,指「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未來奠定最牢固的希望基礎」。「五四運動」作為中國的啟蒙運動,吸引大量外國學者分析研究,在「五四」百周年前夕,包括以色列、印度都舉辦研討會重新審視「五四運動」的各個面向。 其中,美國漢學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圓圖)在過去的40多年來致力於「五四運動」與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其著作及對「五四運動」的見解享譽中外。她曾在上世紀80年代與數十位「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進行深入訪談,對「五四運動」充滿深厚的情感。 將愛與思想融入生活實踐舒衡哲早前接受本報電郵訪問,談到青年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舒衡哲反問,「難道不是所有學生都是青年嗎?」而這也是陳獨秀與高一涵在1916年將《青年》雜誌改名《新青年》的一問,他們看見大部分學生雖然年輕,但思想習慣卻老邁過時,因此熾烈地懇求真正「年輕」的青年湧現。羅家倫、傅斯年於1919年創辦新潮社,就是對此最好的回應。 對於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舒衡哲對當時更年輕的一代,如顧頡剛、傅斯年、陳衡哲及張申府等人印象更為深刻,因為他們努力為中國帶來新理念、新語言,並將愛與思想融入個人生活實踐。舒衡哲說,回顧「五四」歷史,這些知識分子每個人都很重要,同時也背負了許多遺憾。 舒衡哲說,當時有一種信念,即個人和公共理想應融為一體,如何愛別人、撫養孩子與待人接物,與黨派的政治理想同等重要。「女人剪掉頭髮既是個人私事,也是公共和政治的一部分,年輕男女自主選擇戀愛對象也是如此」,舒衡哲說。 「自覺」是五四核心精神「五四」以後,中國有史以來首次有了重要的新學科,如心理學、歷史、化學和生物學等,而推動學術研究的理念,也不再是為了追求政府公職及個人聲譽,這是「五四」時期的重要貢獻。她認為,「民主」與「科學」更像是口號式宣傳,但未得到真正理解,她更傾向將「自覺」視作「五四運動」的核心精神。因為它代表人們努力去挖掘個人自我,並從自我中尋求實現個人和公共生活方面煥然一新的勇氣,「這個理想實現起來很困難,在目前的中國甚至全世界都是如此」。 談到「五四」對中國最大的貢獻,舒衡哲認為在於對兩個問題的探尋:啟蒙運動是否真的可以與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思潮又如何在不淪為政治工具的前提下得以推動、發展? 時至今日仍然沒有答案。

02/0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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