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四系列報道

個人與公共理想融為一體 舒衡哲:如何愛別人 與政治一樣重要

如同歐洲的啟蒙運動,中國的「五四運動」也被視為中國人思想解放的契機。在許多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訪問中國的西方學者眼中,都對中國知識分子追求新文化的狂熱感到印象深刻。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曾在《亞洲》雜誌上撰文,指「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未來奠定最牢固的希望基礎」。「五四運動」作為中國的啟蒙運動,吸引大量外國學者分析研究,在「五四」百周年前夕,包括以色列、印度都舉辦研討會重新審視「五四運動」的各個面向。 其中,美國漢學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圓圖)在過去的40多年來致力於「五四運動」與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其著作及對「五四運動」的見解享譽中外。她曾在上世紀80年代與數十位「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進行深入訪談,對「五四運動」充滿深厚的情感。 將愛與思想融入生活實踐舒衡哲早前接受本報電郵訪問,談到青年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舒衡哲反問,「難道不是所有學生都是青年嗎?」而這也是陳獨秀與高一涵在1916年將《青年》雜誌改名《新青年》的一問,他們看見大部分學生雖然年輕,但思想習慣卻老邁過時,因此熾烈地懇求真正「年輕」的青年湧現。羅家倫、傅斯年於1919年創辦新潮社,就是對此最好的回應。 對於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舒衡哲對當時更年輕的一代,如顧頡剛、傅斯年、陳衡哲及張申府等人印象更為深刻,因為他們努力為中國帶來新理念、新語言,並將愛與思想融入個人生活實踐。舒衡哲說,回顧「五四」歷史,這些知識分子每個人都很重要,同時也背負了許多遺憾。 舒衡哲說,當時有一種信念,即個人和公共理想應融為一體,如何愛別人、撫養孩子與待人接物,與黨派的政治理想同等重要。「女人剪掉頭髮既是個人私事,也是公共和政治的一部分,年輕男女自主選擇戀愛對象也是如此」,舒衡哲說。 「自覺」是五四核心精神「五四」以後,中國有史以來首次有了重要的新學科,如心理學、歷史、化學和生物學等,而推動學術研究的理念,也不再是為了追求政府公職及個人聲譽,這是「五四」時期的重要貢獻。她認為,「民主」與「科學」更像是口號式宣傳,但未得到真正理解,她更傾向將「自覺」視作「五四運動」的核心精神。因為它代表人們努力去挖掘個人自我,並從自我中尋求實現個人和公共生活方面煥然一新的勇氣,「這個理想實現起來很困難,在目前的中國甚至全世界都是如此」。 談到「五四」對中國最大的貢獻,舒衡哲認為在於對兩個問題的探尋:啟蒙運動是否真的可以與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思潮又如何在不淪為政治工具的前提下得以推動、發展? 時至今日仍然沒有答案。

02/0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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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下」到「國家」香港學者:五四激發了民族主義思潮

百年.五四 系列報道

「五四運動」到底指的是甚麼?其實並不只是1919年5月4日那天所發生的事,而是在此之前數年、之後數年,整整接近十年間所發生的事,包含了「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政治運動」等。學者章立凡認為,從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是「五四運動」的發生背景與思想基礎,而「五四運動」則是「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沒有「新文化運動」帶來的思想解放,就不會有「五四運動」的發生。 香港城市大學亞洲及國際學系副教授王小林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代表了不同的概念,「五四運動」開創了革命激進主義的風氣,而「新文化運動」則以胡適為代表,提倡中國文化要走「古典的現代性」道路,崇尚以溫和的方式改變中國社會,但在後來的歷史敘述中,人們將「五四運動」高度象徵化,從而涵蓋了「新文化運動」。 新思想湧入 日本影響不可忽視進入20世紀以來,中國湧現了大量的新概念,對新文學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這種現象除了因為中國社會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外,也因為日本的影響。甲午戰爭後,中國人見證了日本變革後的強大,吸引大批青年學生赴日留學(如魯迅與周作人)。日本早在明治維新之後就將西方文化系統性地譯介到日本,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新概念(包括「社會」、「政治」、「文學」乃至「自由主義」),日本使用漢字,學起來容易,用起來方便,對大批留日學生回國傳遞新思想起到關鍵作用。 「白話文運動」是「新文化運動」重要的一環,它將文字和文化的權力還給大眾,讓個體可以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最終讓自我的精神得到覺悟與解放。魯迅和胡適對此影響非常大,前者讓白話文運動有了社會性思考,後者則讓白話文運動有了技術上的可行性。 個體沒有自由 社會不可能現代化也是透過「白話文運動」,令思想的傳播更加快速。在「五四運動」時期,除了「反傳統」、「打倒孔家店」等較激進的口號,也出現了「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的概念,甚至馬克思主義由日本傳至中國,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此外,「民族主義思潮」在此時開始形成壯大。王小林指出,在「五四」之前,大部分中國人生活在延續了2,000多年的專制皇權之下,對世界和國家沒有清晰的認識,只有模糊的「天下」概念,「五四」時期正值中國面臨文化和「天下」存亡的危機,迅速激發了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和思潮。王小林認為,這種思潮至今在中國仍是各種矛盾的主要原因。 「五四運動」期望通過思想的轉變最終「再造文明」,對此,王小林認為,思想轉變是社會現代化的前提,但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個體如果沒有自由,思想被禁錮,社會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即使實現了,也只是物質的現代化。這也是「五四運動」期間,知識分子通過文學革命以期再造文明的理想邏輯。

30/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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