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工智能（AI）快速滲透企業營運核心，從客服回應、數據分析到內部流程管理，愈來愈多原本由人類完成的工作，正逐步交由演算法與模型處理。對企業而言，這意味著效率提升與成本下降，但在制度層面，新的問題也隨之浮現——當人類勞動被AI取代，國家財政該如何因應？
在現行稅制架構下，各國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仍高度依賴個人所得稅與社會保險費，也就是建立在「人類就業」之上的稅基。然而，當企業透過AI自動化擴大利潤，納稅人口卻可能同步減少，財政缺口由誰承擔，正成為近年學界、政策制定者與國際組織反覆辯論的焦點。「是否應對AI課稅」因此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一場關於法律制度是否跟得上科技現實的檢驗。
乍看之下，向AI課稅似乎合情合理：若AI取代勞工，是否應「補繳」原本由人類支付的稅負？但從法律結構來看，這一構想面臨重重障礙。依照現行法律體系，稅捐義務人必須是具備法律人格的主體，即自然人或法人，而AI本身僅是工具，既無法享有權利，也不能承擔義務，並不具備成為納稅主體的條件。若強行為AI設計課稅地位，勢將衝擊民法、公司法的基礎概念，也可能違反租稅法律主義所要求的明確性原則。
實務操作上的困難同樣明顯。究竟何謂「AI取代人類工作」？是一套模型、一段程式碼，還是一整個自動化流程？若課稅標的本身無法清楚界定，不僅增加行政裁量空間，也可能為企業創造規避制度的灰色地帶，反而削弱法治穩定性。正因如此，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內的多數國際組織，對直接針對AI本身課稅普遍持保留態度，認為此舉可能扭曲市場誘因、抑制創新，甚至削弱守法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稅制長期對勞動高度依賴
不少政策研究指出，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AI「太強」，而在於現行稅制長期對資本相對寬鬆、對勞動高度依賴。過去二十多年，許多國家持續下調企業稅與資本利得稅，卻仍以勞動所得作為社會福利的主要財源，導致稅負結構逐漸失衡。當企業因AI而創造更高利潤，卻承擔相對較低的稅負，等同在制度上間接鼓勵「以技術取代人力」，而這種結果並非市場自然演化，而是法律與政策選擇的產物。
因此，與其創設法律定位模糊的「AI稅」，愈來愈多專家主張，應回到稅制本身進行調整，包括重新檢視資本利得、超額利潤與無形資產的課稅方式，讓因AI與數位化而產生的經濟利益，能更合理地回饋公共財政。這樣的改革，既可避免直接對技術課稅的爭議，也有助回應AI時代的財政需求。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AI與稅收的爭論，其實是一場關於分配正義的制度選擇。即使AI可能創造新工作機會，轉型過程中仍存在時間差與技能落差，被取代的勞工未必能立即轉入新產業。若政府因稅收不足，無法投入再教育、職能培訓與社會安全網建設，最終承擔轉型成本的，仍將是一般民眾，進而侵蝕社會對制度公平的信任。
科技本身並不具備道德方向，但法律與制度必須為科技成果的分配設定規則。放任AI帶來的利益高度集中，卻要求社會自行吸收轉型風險，本質上是一種制度失衡，而非科技必然。
整體而言，AI本身或許不適合成為課稅對象，但AI所創造的龐大利益，顯然不能完全免於公共責任。未來的關鍵，不在於是否發明「AI稅」這個名詞，而在於各國是否有能力重新平衡勞動與資本的稅負關係，確保科技進步的成果不只屬於少數人。這場關於AI與稅收的辯論，最終指向的，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社會希望在AI時代，選擇怎樣的公平與制度設計。（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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