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長為城市發展提供持續動能，同時人口的流動與結構變化亦如刻度般記錄下城市空間的轉型與蛻變。澳門自開埠以來，都市格局歷經從「中西」分立、陸海功能此消彼長，再到跨海南拓的演變。這段澳門人聚居地的百年變遷史，正是一部由時局震盪、經濟脈動與政策引導交織而構成的都市演進史。
大三巴所在的花王堂區是澳門人口最稠密的區域。（CKK攝，摘自「澳門記憶」文史網）
1889年的赫托澳門半島平面圖詳細描繪了當時街道的分佈情況，圖中可見北部仍有大片農田和華人村落。 （哈佛大學圖書館地圖部典藏，澳門科技大學提供，摘自 「澳門記憶」 文史網）
「華夷」相望：19世紀的「華人區」與「洋人區」
直至19世紀末，澳門城內外涇渭分明地呈現出「洋人區」與「華人區」分隔的空間特徵（潘日明神父 BenjamimVideiraPires，《百年“華人區”》，《文化雜誌》第三冊，1989）。葡人與馬交人（土生葡人）主要沿著南灣、主教山及半島中部的西式教堂周圍建立起帶有花園與宮殿的住宅區。與此相對，大批因避戰亂或謀生而湧入的華人，則密集聚居在內港邊緣至望德堂、望廈一帶的「華人區」。早期的華人聚居地多是木屋，人口高度密集。道光十四年（1834年）華人區發生的一場大火導致500多棟房屋焚毀，反映出舊區極高的防火與衛生隱患。隨著十九世紀末城外村落被現代馬路取代，大批華人向城內遷移，由廣府村落街巷演變而來的「圍、里」，遂成為華人高密度群居的獨特生態特徵（引自陳以樂所著之《澳門傳統居住建築保護初探——以圍、里為例》，《人民城市，規劃賦能——2022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集（09城市文化遺產保護）》）。
20世紀20、30年代，漁民家庭上岸採購物資後，搭乘人艇（水上的士）回漁船。（若瑟．利維士．嘉德禮攝，澳門基金會提供，摘自「 澳門記憶 」文史網）
陸海消長：從兩萬水上居民到「離岸」時代
澳門的「水上人口」（疍家人）曾是城市不可或缺的經濟與社會支柱。據《澳門編年史》記載，同治六年（1867年）人口普查顯示，全澳7萬多華人中，有高達逾15,000人為水上人口；至1896年，水上人口亦達到19,511人的歷史高位。民國九年（1920年），全澳更有超過2.3萬名水上居民泊船於內港或南灣。然而，隨著20世紀中葉後捕魚業式微，以及政府對內港的填海治理，水上居民紛紛上岸生活。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至2001年，水上人口已驟降至1,898人，2011年更僅餘735人。
離島騰飛：二十一世紀的人口南移與新舊交替
回顧百年前，氹仔與路環只是偏遠的孤立小島。1896年時，氹仔與路環村民合計不過8,000人；民國十六年（1927年），得益於早期填海，兩島面積首度擴展，但人口依然稀少。然而進入21世紀，這片昔日人煙稀少之地迎來了暴發式「翻轉」。據人口普查數據，嘉模堂區（氹仔）在2001年僅有4.2萬人，隨著該區有較多新建住宅單位落成，2011年飆升至7.8萬，2021年更暴增至11.2萬人，20年間人口翻了三倍。與此同時，路環島也因石排灣公屋群的入伙，在2021年將人口推升至3.6萬人。至於傳統老區，如聖安多尼堂區（俗稱花王堂區），根據《2001人口普查》及《2021 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01年聖安多尼堂區人口約10.4萬人，而2021年為13.3萬人，20年間僅上升28.5%，顯示出半島老社區的土地容量愈趨飽和。
從清代火船頭街的污穢喧鬧，到1920、30年代新馬路貫通、台山與筷子基填海平地崛起，再到今日氹仔、路環的快速都市化，澳門的人口聚居區在200年間完成巨變，背後映射出的正是澳門從傳統漁港、商埠到現代文化、娛樂及旅遊業的經濟結構轉型，以及社會階層與職業結構的根本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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