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局推出探秘聖保祿學院系列活動，加深公眾認識和體驗聖保祿學院遺址和大坑遺跡的歷史和價值。
為方便市民棄置大型廢舊家具，市政署於今天起， 一連七天(11月1至7日)，每晚8時至11時，於本澳各區設置60個臨時大型廢舊家具收集站。
市政署在壓縮桶上蓋中新增智能化的自動投入裝置。
檢察院控告一名本地東主「僞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他涉嫌申請註銷公司並謊稱無持有任何資產， 以逃避僱員工傷賠償責任。
被捕的本澳夫婦涉嫌觸犯「販毒」、「吸毒」和「不適當持有器具」等罪名被送交檢察院作出起訴。
苦等多年，《工會法》公開諮詢終於在昨(31)日正式展開。
氹仔望德聖母灣大馬路銀娛第三期地盤前 (30日) 發生工業意外。
新濠一直全力支持本地中小企業開拓可持續發展機遇，推動本澳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持續開展一系列為中小企業而設的支援項目，建立長期合作的夥伴關係，協助他們提升營商競爭力，抓緊商機達至互惠共贏，並共同為粵港澳大灣區商界持續繁榮發展作出貢獻。目前，澳門本地企業及分銷商的採購佔新濠整體採購約90%，當中近50%更是來自澳門品牌及小微企業。
澳門《基本法》第27條明確保障本澳居民擁有組織及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與自由，但回歸祖國22年來，始終未能對此進行立法，十多年來，立法會先後12次提案立法均告失敗，終究須待政府出手。勞工事務局上周六宣布，自昨（10月31日）日起至12月14日就《工會法》立法進行為期45 天的公開諮詢，隨後開展一系列立法工作。 諮詢文本中，工會的類型將分為行業工會、職業工會及企業工會三類，廣受關注的集體談判權也在其中體現，但就未提到罷工權等議題。勞工局局長黃志雄期望社會大眾對有關內容進行充分討論，並踴躍發表意見。 本澳是兩岸四地中唯一未有就工會權益立法的地區，回歸22年來，立法會議員12次立法提案均被否決，理由是有關立法需由政府主導，且多數商界議員認為澳門社會並無《工會法》立法的需要。 時至今日，延宕多時的《工會法》終於在政府主導下進入立法程序。是次的諮詢文本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工會登記制度，第二部分是集體協商制度。勞工局表示，明年6 月12 日前對外公布諮詢總結報告，並開始相關的立法工作。 成立工會需經登記 七人以上提出申請 為了逐步完善勞動範疇法律法規，現階段適宜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透過專門法律，對僱員組織和參加工會的相關權益作出規範，以明確規範工會的法律地位、工會團體的組織及運作，以及工會享有的權利與義務。 根據文本，成立工會須經登記才能成為工會，行使法律賦予工會的權力，原則上所有僱員都可自由組織及參加工會，同時建議至少七名會員簽署申請文件。但根據有關規定，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行使工會權利時需遵守特別義務，避免政治或工會性質的活動，因此排除適用。部分工種有必要持續有效運作，建議公共行政、大眾運輸、醫護人員及公用事業機構僱員組織參加工會權利應有別於一般僱員。 工會分三類 顧及中小企承受能力 工會的分類方面，文本建議參考台灣做法，分為「行業工會」、「職業工會」及「企業工會」。其中企業工會是由同一企業或公司僱員所組成，每一企業僅限組成一個「企業工會」，且為保障中小企承受能力，建議僱員人數達到一定數目方可成立「企業工會」；行業工會則是指從事同一行業的僱員組成的工會團體，如建築業工會、酒店業工會等；職業工會則是執行工作性質或職務所需能力非常類似的僱員所組成的工會，如廚師工會、售貨員工會等。 集體協商範圍不包括晉升及調職 在集體協商制度方面，文本建議未來工會可代表僱員進行集體協商，並透過立法規範集體協商制度，構建規範化的協商機制，作為促成勞資雙方進行協商的法律手段。其中，在協商代表部分，每個工會需具備足夠的會員人數，方能代表僱員進行協商，可進行集體協商的內容應圍繞勞動條件，包括︰報酬、工作時間、休假、職業安全和衛生條件等。 至於涉及僱員個人的工作表現或營運需要而決定的事宜（如僱員的晉升、調職等）則不能作為集體協商的內容。集體協議應延伸適用於同一企業內沒有參加工會的僱員，以及在集體協議訂立後才入職該企業的僱員。 文本亦明確指出，僱主不得因僱員組織或參加工會而對其作出歧視或其他使勞動權益受損的行為，而履行工會職務得申請缺勤。
《工會法》昨日起至12月14日進行公開諮詢，勞工界議員李靜儀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樂見政府推出是次《工會法》立法諮詢，過往工聯亦有在議會中曾提案，但始終未能順利通過；明白社會對《工會法》有不同聲音，冀透過是次公開諮詢，能讓大眾更加了解《工會法》，從而凝聚共識，未來進一步平衡勞資雙方關係，能更切實維護僱員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對於今次的諮詢文本，李靜儀認為設立工會的門檻不宜太高。她指，本澳成立工會的目的是以推進勞資協商方向為主，加上本澳產業規模具局限性，僱員的「行頭」亦較窄，因此在人數限制方面不應太高。其次是對於本澳以往已成立的工會團體設過渡規定，讓原有的工會透過合適的過渡規定以延續他們的發展。還有對於談判代表、或是工會領導架構成員亦需有一定保障，因過往一些工會代表並非受薪擔任，而只是為了僱員發聲和勞資協調努力而出任，因此會否為其日後帶來工作上不公平待遇、甚至是職業保障上的威脅是值得關注，法律亦需對他們作出保障。 集體協商制度創建勞資交流平台 在集體協商制度方面，李靜儀稱，工會應具有一定權利代表相關行業參與協商；因過往部分工友因文化水平差異、對法律認知或是對自身權利的認知，令他們在工作上不清晰有否因違權而與僱主之間產生矛盾；因此他們便很依靠要有行業或工會的代表，且與其僱主不具有隸屬關係情況下，去為工友們發聲及與僱主談判；否則便會出現因員工與僱主有隸屬關係而較難進行公平談判協商，因此工會法亦應該保障工會代表能有足夠參與空間。 總括而言，透過工會法確立集體協商權，能為企業與僱員之間的交流創建平台，促進勞動關係和諧發展，提高企業生產力。 立法會議員李靜儀認為工會設立的門檻不宜太高。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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